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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大同市人大常委会


大同市村务公开条例


大同市人大
２００４０４０１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５日大同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保证和促进村民充分行使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村民委员会，应当实行村务公开。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村务公开，是指村民委员会依照规定的程序、时间和形式，向村民如实公布村务活动中事关村民根本利益、村民普遍关心的财务和政务事项。
　　第四条　村务公开应当坚持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服务的原则，坚持真实、规范、及时的原则。
　　第五条　本条例由市、县（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农业、民政、监察、国土资源、计划生育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范围，做好本行政区域内村务公开的指导、服务和监督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指导、服务、协调和监督本乡（镇）村民委员会的村务公开工作。
　　第六条　村民委员会主任是实施村务公开的主要责任人。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把村务公开工作纳入乡（镇）干部目标管理，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七条　下列村务事项至少一年公布一次：
　　（一）村年度财务收支、收益分配的计划和完成情况以及审计结果；
　　（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及其实施情况；
　　（三）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计划和收入完成情况；
　　（四）新农村建设规划方案及其实施情况；
　　（五）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公益事业的筹资方案和使用情况；
　　（六）农民承担的税负收缴情况；
　　（七）农村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转情况；
　　（八）宅基地的使用方案和审批、收费情况；
　　（九）当年人口出生名单，申请生育二孩人员的名单和条件，社会抚养费征收情况，奖励和优待政策的落实情况。
　　第八条　下列村务事项至少每半年公布一次：
　　（一）村集体统一经营项目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二）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及其使用情况；
　　（三）村民委员会成员和其他村务人员的工资、奖金以及误工补贴的发放标准和支出情况；
　　（四）上级拨入的各类项目建设款、财政转移支付的使用情况；
　　（五）村公益福利和社会保险事业的支出情况。
　　第九条　下列村务事项至少每季度公布一次：
　　（一）村集体经济项目的发包、出租、转让方案和承租、转让费的收取情况；
　　（二）村固定资产购进和维修计划和落实情况；
　　（三）村集体现金、银行存款、固定资产等财产，银行贷款、应收应付、单位往来等债权债务情况；
　　（四）村务办公经费的开支；
　　（五）水电等村集体统一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和收缴情况；
　　（六）五保户供养标准和供养费发放情况。
　　第十条　下列村务事项应当及时公布：
　　（一）国家和各级政府征用土地的方案，征地各种补偿费收入和发放、使用情况；
　　（二）救灾救助款物、扶贫款物、社会捐赠款物的数额及其发放情况；
　　（三）村集体资产的购置、拍卖、承包、租赁、评估及其审计结果；
　　（四）村集体兴办项目的立项决策、方案论证、建设周期、投资数额、资本筹措、投资回报期、预测效益；
　　（五）村民委员会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代表离任审计情况；
　　（六）涉及村民利益、村民普遍关心的，或者村民代表点题要求公开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村务公开涉及决定重大事项的，应当在决策前向村民公开；工作周期较长的事项，应当分阶段向村民公开办理结果，接受村民的事中监督。
　　第十二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通过召集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村办媒体等形式，公布村务。
　　村民委员会应当在方便村民观看的地方设立固定的村务公开栏，经常性地公开村务。
　　第十三条　村民对已经公开的内容提出质疑的，有权要求村民委员会给予说明。村民委员会应当在十日内给予答复或者说明。公布的内容确有错误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改正，接受村民监督。
　　村民代表点题要求公开的村务活动中的有关事项，村民委员会应当在二日内予以答复。
　　第十四条　村务公开的内容应当通过村民委员会会议、村民代表议事会议和民主理财小组进行审议，审议通过后予以公开。
　　第十五条　村务公开中形成的各种资料应当建立档案，妥善保管，接受查询。
　　第十六条　在村务公开中，应当建立村民代表议事制度和民主理财制度，作为民主监督的主要方式。
　　村民代表议事会议对村务进行评议、提出建议，对执行结果可以进行再议。民主理财小组有权代表村民对村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查，提出建议和意见。
　　第十七条　在村务公开中，可以设立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对村务公开进行监督。
　　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由三至九人组成，通过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推选产生，审查村务公开各项内容的真实性，征求和反映村民对村务公开的意见、建议，并对村务公开中存在的问题，督促村民委员会及时作出答复或者进行整改。
　　第十八条　村民对村民委员会成员违反本条例的行为不予改正的，有权向乡（镇）人民政府反映。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自接到村民反映问题之日起十五日内负责调查处理。
　　村民对乡（镇）人民政府在规定的时间内就其反映的问题未作处理，或者对村民委员会的改正结果不满意的，可以向市、县（区）人民政府反映；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责成乡（镇）人民政府限期办理，必要时可以直接组织调查处理。
　　第十九条　市、县（区）、乡（镇）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部门对村民委员会不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实行村务公开或者公布的事项不真实、不全面的，应当给予通报批评并责令其限期改正；对于弄虚作假、打击报复举报人、控告人的，依法给予处理。
　　对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严重弄虚作假、拒不改正的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有权依法罢免。
　　第二十条　市、县（区）、乡（镇）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指导、服务和监督本条例工作中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视情节轻重，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从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对违约金调整申请之法官释明的态度目前存在“禁止释明”、“可以释明”、“应当释明”三种学说。

梁慧星教授坚持“禁止释明说”。其理由为：第一，违约金调整权属于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根据民法的意思自治以及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是否申请违约金调整，当事人有其决定自由，法官无权干涉。第二，对“违约金调整的释明”与对“诉讼时效抗辩”的释明属于相似情形。法院应当采取与“禁止对诉讼时效进行释明”相同的立场，否定违约金调整申请的法官释明。第三，对违约金调整申请进行释明，不属于法官的事项范围，违背了“法官不得帮助当事人提出权利抗辩事由和辩论理由”的原则。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难以成立。理由如下：

首先，对违约金调整申请的释明并不违背意思自治与处分原则。意思自治与处分原则以经济理性及诉讼能力平等为其基本前提。而于现实之中，人之理性往往有限，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亦难以平等。法官释明的目的在于补足当事人一方的诉讼能力，使其知晓自身所享有的申请调整违约金的权利。法官释明之后，当事人依然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提出申请。因此，法官的合法释明有利于处分权的理性行使和意思自治的充分实现。如果否定法官的释明，将当事人未提起调整申请直接认定为权利的放弃，恰恰是对处分原则的违背和意思自治的侵害。

其次，“诉讼时效抗辩”与“违约金调整申请”二者并非完全一致。尽管时效制度存在某些正当理由，但于实质正义而言，其仍然具有不道德性。如果法官主动释明，无异于是对这种制度的变相帮助，从而使得其“反道德性”肆意扩大。而违约金调整制度的根本目的旨在公平，法官进行释明能更好地促进其正义价值的实现。同时，时效制度的反道德性也与释明制度实现实质正义的制度宗旨存在冲突。

再次，对违约金调整申请进行释明并未超出释明的事项范围。一方面，当事人主张合同不成立、合同无效、不构成违约等行为，也可以被认定为含有对违约金数额存在异议的意思表示。法官对调整申请的释明不过是对诉讼请求方式的释明而已。另一方面，其实释明的事项范围本来就是不断扩大的。随着对辩论主义的合理扩展和有限突破，诉讼请求、证明活动、法律观点等事项都逐渐地被纳入了释明的范围。

对于“法官的释明，可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妥当地解决违约金纠纷。”这一立场，笔者认为亦难谓合理。

首先，将释明作为法定义务，因未予释明就构成“程序错误”，形成“上诉理由”，进而让法官背上“误判责任”，并不合理。释明的本质是一种“诉讼帮助权”。它是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做出的一种自由裁量。其制度目的在于帮助诉讼双方实现诉讼能力的实质平等，使诉讼程序得以顺畅实现。因此，在理论上，我国多数学者反对将释明作为一项单纯的义务。

其次，不区分案件具体情形的“一刀切”做法，使得释明制度的立法初衷难以实现。例如，在违约方是房地产开发商、而守约方却是普通买房者时，调整申请的诉讼释明就没有必要。如果法官仍然进行诉讼释明，反而会引起守约方对诉讼公正的否定与怀疑。释明制度的根本价值是：双方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实质平等以及实体正义的最终实现。其具体操作需要依赖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事进行自由裁量。

再次，过度强调释明权与我国诉讼体制转型的趋势存在冲突。我国的民事诉讼体制尚处于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过渡的转型时期。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趋势更多的是限制法官的能动性，而不是扩大法官的能动性；是限制法官的权力，而不是扩张法官的权力。盲目地模仿西方，过度强调释明的义务属性，有“瘦子跟着胖子学减肥“的嫌疑。

综上所述，在违约金调整申请上：将释明作为法官的法定义务，让其过分担责“前行太远”；而将释明作为法官的禁止事项，让其完全脱身则又“退步太多”。笔者认为，采取“折中立场”，将释明作为法官职权，让其自由裁量，方是可取之道。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