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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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
法发〔2009〕13号
为依法惩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办案工作实际，现就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有关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处理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自首的认定和处理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成立自首需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个要件。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分子未被办案机关掌握，或者虽被掌握，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向办案机关投案的，是自动投案。在此期间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犯罪分子向所在单位等办案机关以外的单位、组织或者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没有自动投案，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自首论：（1）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2）办案机关所掌握线索针对的犯罪事实不成立，在此范围外犯罪分子交代同种罪行的。
单位犯罪案件中，单位集体决定或者单位负责人决定而自动投案，如实交代单位犯罪事实的，或者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动投案，如实交代单位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单位自首。单位自首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未自动投案，但如实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的，可以视为自首；拒不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或者逃避法律追究的，不应当认定为自首。单位没有自首，直接责任人员自动投案并如实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的，对该直接责任人员应当认定为自首。
对于具有自首情节的犯罪分子，办案机关移送案件时应当予以说明并移交相关证据材料。
对于具有自首情节的犯罪分子，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自动投案的动机、阶段、客观环境，交代犯罪事实的完整性、稳定性以及悔罪表现等具体情节，依法决定是否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及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
二、关于立功的认定和处理
立功必须是犯罪分子本人实施的行为。为使犯罪分子得到从轻处理，犯罪分子的亲友直接向有关机关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不应当认定为犯罪分子的立功表现。
据以立功的他人罪行材料应当指明具体犯罪事实；据以立功的线索或者协助行为对于侦破案件或者抓捕犯罪嫌疑人要有实际作用。犯罪分子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时没有指明具体犯罪事实的；揭发的犯罪事实与查实的犯罪事实不具有关联性的；提供的线索或者协助行为对于其他案件的侦破或者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抓捕不具有实际作用的，不能认定为立功表现。
犯罪分子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提供侦破其他案件重要线索的，必须经查证属实，才能认定为立功。审查是否构成立功，不仅要审查办案机关的说明材料，还要审查有关事实和证据以及与案件定性处罚相关的法律文书，如立案决定书、逮捕决定书、侦查终结报告、起诉意见书、起诉书或者判决书等。
据以立功的线索、材料来源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认定为立功：（1）本人通过非法手段或者非法途径获取的；（2）本人因原担任的查禁犯罪等职务获取的；（3）他人违反监管规定向犯罪分子提供的；（4）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提供的。
犯罪分子检举、揭发的他人犯罪，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阻止他人的犯罪活动，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的其他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其中，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是指根据犯罪行为的事实、情节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案件已经判决的，以实际判处的刑罚为准。但是，根据犯罪行为的事实、情节应当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因被判刑人有法定情节经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后判处有期徒刑的，应当认定为重大立功。
对于具有立功情节的犯罪分子，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立功表现所起作用的大小、所破获案件的罪行轻重、所抓获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的法定刑以及立功的时机等具体情节，依法决定是否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及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
三、关于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的认定和处理
犯罪分子依法不成立自首，但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1）办案机关掌握部分犯罪事实，犯罪分子交代了同种其他犯罪事实的；（2）办案机关掌握的证据不充分，犯罪分子如实交代有助于收集定案证据的。
犯罪分子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1）办案机关仅掌握小部分犯罪事实，犯罪分子交代了大部分未被掌握的同种犯罪事实的；（2）如实交代对于定案证据的收集有重要作用的。
四、关于赃款赃物追缴等情形的处理
贪污案件中赃款赃物全部或者大部分追缴的，一般应当考虑从轻处罚。
受贿案件中赃款赃物全部或者大部分追缴的，视具体情况可以酌定从轻处罚。
犯罪分子及其亲友主动退赃或者在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过程中积极配合的，在量刑时应当与办案机关查办案件过程中依职权追缴赃款赃物的有所区别。
职务犯罪案件立案后，犯罪分子及其亲友自行挽回的经济损失，司法机关或者犯罪分子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挽回的经济损失，或者因客观原因减少的经济损失，不予扣减，但可以作为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
试论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效力
袁中强
案情简介：2005年7月7日21时10分许，华某驾驶鄂A-CA047号小客车顺解放大道由西向东行驶至古田二路某中学门前时，遇行人韩某未走人行横道由北向南横过道路，华某因没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采取有效的避让措施，致使其所驾驶车辆的车头将韩某撞倒在地，韩某倒地后又被沿解放大道由西向东直行的大货车右后轮碾压致伤，事故发生后，大货车驶离现场。
韩某骨盆骨折及其他综合损伤，经鉴定为8级伤残。交警接到报案后赶到现场。在长达20天的调查中获悉两条线索：一、一自称徐某的司机用外地神州行电话卡向?口交警大队报告称：是鄂A-84877大货车从韩某身上碾压过去的。此后交警大队与该司机便联系不上了；二、事发现场的目击证人肖某第一次向交警陈述：这辆大货车很长，具体车牌型号因为没有看到车头面就没有看清楚，车号是鄂A-84877，第二次清笔书写证言：……此刻又有一辆同向行使的大型货车车号好像是鄂A-84877，又向受害青年身体行驶过去……。
承办警官依据上述证言遂作出如下认定：
华某负此次事故主要责任；
韩某负此次事故次要责任；
孙某负此次事故次要责任。（孙某即鄂A-84877车主）。
随后受害人韩某便将华某及车主孙某、保险公司为被告起诉至?口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韩某受到伤害的事实无争议，但孙某否认其车在事故发生时，到过事发现场。因此，对于孙某是否承担责任，成了本案争议的焦点。孙某出示两组证据：一、三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孙某及其车辆事发时不在现场。二、二份书面证据，证据⑴事故发生时孙某正和三证人之一刘某正在通话中；⑵孙的车辆自重10.44吨。如若从韩某身上碾压绝不只是致其骨折损伤。故此法院将两方证据审查认定后不予采信交通大队事故认定书，驳回韩某对孙某的诉讼请求。这是该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来第一例改变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责任认定的案例。
一、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
交通事故认定是公安机关交通管路部门按照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以及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各方当事人的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直接关系到各方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
1、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所作的规定;……公安机关及时地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案件时，把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很重要的证据之一，它的效力高于其他任何证据，无论是在2004年5月1日前或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的意见，人民法院在审判案件时，可以改变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的各方当事人的责任，这仅仅是指责任大小或者赔偿金额的变更，但对于是否或赔与不赔等有关案件定性的改变却很少见。例如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在（2005）汉民初字第501号民事判决书中（本案在二审中尚未作出终审判决）:本院认为……江岸交通警察大队明确认定修某，违法停车，但其停车行为与交通事故没有因果关系，不承担交通事故责任。
江汉区人民法院几乎是引用了事故认定书的原文，本案中，修某违法停车在人行道上，另一辆肇事车驾驶人江某由于避让与迎面驶来的的士，右打方向盘开向人行道，将黄某挤压至修某违停车尾部，经抢救无效死亡。如若五修某将车停在人行道上黄某就不可能被挤压致死，责任书中认定修某有违法行为，却不承担责任，这是显然的不公正的认定，但江汉区人民法院却未能改变认定书中赔与不赔的认定。
2、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行政裁决书，此观点是从行政法角度上来确定的。具体的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权利主体的单方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有四个显著的特征：⑴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必须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律、行政法规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⑵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单方意志实施的，它不需要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同意为条件的。⑶具体行政作为是针对特定的人或事做出的，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⑷具体行政行为影响相对人的法律地位，产生行政法上的法律后果。交通事故认定书符合以上四个特征。首先，公安机关进行事故认定的权力来源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直接授权。第二、认定性为是公安交通机关依法必须履行的职责，其认定依据是蒋经国调查的事实和法律、法规，其作出认定行为不需要当事人的同意。第三、认定是根据案件事实针对交通肇事当事人作出的，仅仅对案件当事人产生约束力。第四、认定行为通过确定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份额，直接影响当事人的权益。很显然当事人的责任份额并非一个自然事实而是行政文件通过法律规定程序作出的结论。故此交通事故认定属于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确认，具有技术鉴定性和行政性的双重性质，类似于劳动仲裁裁决，仅是称谓不同而已。事故认定即对各方当事人的责任、份额进行划分，较《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之前的道路事故责任认定书只是少了“道路”“责任”字样，其实质是一样的，同样是对责任份额的划分。
二 交通事故认定的效力
1、从证据法学上分析
交通事故认定书根据法学上分类应归结于鉴定结论，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给与的定性，属于证据的范畴。它的效力如何、是否能被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案件时采信，其关键在于它是否具备证据的特征即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只有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证据才能被采信，在韩某诉华某、孙某的案件中，交通大队的事故认定书中，对孙某的责任认定主要是违背了客观性的基本原则。该认定书对孙某认定的依据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的证词，第一是一徐姓司机电话报告称是鄂A-84877,但事后又失去了联系，仅仅是一个电话告知即口头证据没有得到认可。第二是肖某的二次证言，但两次证言前后有矛盾，好像是鄂A-84877,“好像”本身就是一个不肯定的说法，也就不能排除它的否定性。那么?口交通大队的认定是仅凭一份自相矛盾的孤证来认定孙某在事发现场，显然是不公正的，而孙某举出二份证据证明其事发时不在现场，且三个证人都出庭接受了质询，加以中国移动的话费清单佐证，证明孙某和证人之一刘某佐在2005年7月7日21时22分的通话记录。那么孙某的证据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完全符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特征。故此，交通大队的责任认定书被人民法院否定，孙某的证据被采信。
2、从行政裁决上分析
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名义上不是行政裁决书，其实质是履行了行政裁决的职能，在此不佳赘述。主要是从它的弊端来阐述几方面存在的问题。
⑴事故认定书一经作出，交通大队进行调解、人民检察院依法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罪案件（附带民事责任）或民事赔偿案件，这份认定书都成了很重要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后叫证据，可见它的弊端是十分明显的，认定书由承办的警官作出，但它对于当事人的人身、财产权益至关重要，如若凭认定书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而当事人却没有任何救济途径予以纠正，事故认定书对责任的错误划分，只有等到人民法院审理时才有陈述申辩的机会，显而易见的道路安全法赋予交通警察的行政裁决权是不科学的，违背了司法公正性。
⑵公安机关是依法处理交通事故的行政执法主体，公安机关与道路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之间是行政管理的法律关系，从这一法律关系的特点来看，公安机关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上处于主导地位，而事故当事人处于被动的从属地位。在此情形下公安机关所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任意性太大，即使出现了错误也无从去追究承办人员的责任。
湖北原道律师事务所袁中强
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沙市建筑企业劳动保险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
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沙市建筑企业劳动保险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长政发〔2006〕37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现将《长沙市建筑企业劳动保险基金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长沙市人民政府
二00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长沙市建筑企业劳动保险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建筑企业劳动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劳保基金）的管理，维护建筑业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含农民工，下同）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县（市）的劳保基金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建筑业企业，是指建筑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等企业。
第三条 市建设委员会是全市劳保基金监督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其所属的市建设工程劳动保险费用管理机构负责全市劳保基金的收取、拨付、调剂、使用等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
县（市）建设局所属的建设工程劳动保险费用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劳保基金的代收。
劳动保障、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配合做好劳保基金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新建、改建、扩建等建设工程项目的劳保基金按下列标准收取：
（一）房屋建筑为住宅32元/M2（建筑面积），非住宅42元/M2（建筑面积）；
（二）非房屋建筑为建安工程造价的3.5％。
第五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项目开工前，向建设工程劳动保险费用管理机构预缴劳保基金；建设工程项目竣工后，建设工程劳动保险费用管理机构应当与建设单位结算劳保基金；建设单位应当在办理建设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前结清劳保基金。
第六条 建设工程项目的合同工期超过2年，且建筑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或建安工程造价超过2000万元，建设单位不能一次性缴纳劳保基金的，可与建设工程劳动保险费用管理机构签订协议，采取分期缴纳方式，但分期缴纳期限不得超过1年，首次缴纳劳保基金不得低于应缴额的50%。
第七条 劳保基金的收支情况应定期向社会公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减、免劳保基金。
第八条 建设工程劳动保险费用管理机构收取的劳保基金应当缴入非税收入财政专户，使用由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专用收款收据》。
建设工程劳动保险费用管理机构应设立劳保基金支出专户，对由非税收入财政专户拨入的资金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九条 建设工程劳动保险费用管理机构应按下列标准拨付劳保基金：
（一）已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省内建筑业企业，为收取额的70%；
（二）未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省内建筑业企业，为收取额的35%；
（三）已参加当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外省来湘建筑业企业，为收取额的35%。
第十条 建筑业企业申请拨付劳保基金应提供以下资料：
（一）经年审合格的《湖南省建筑业企业劳保基金拨付手册》（外省建筑业企业除外）；
（二）承担建设工程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三）外省建筑业企业进湘施工备案登记表及社会保险登记证。
第十一条 劳保基金收取到账后，对已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省内建筑业企业，可预拨应拨付额的80％，对未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省内建筑业企业和已参加当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外省来湘建筑业企业不予预拨。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劳动保险费用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劳保基金的积累和建筑业企业的养老保险情况进行合理调剂。
第十三条 建筑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企业将其承包范围内的施工作业活动分包给建筑劳务分包企业的，应当按照建筑劳务分包合同支付劳保基金。
第十四条 建筑业企业应当将劳保基金专户储存，用于养老保险，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五条 建筑业企业与从业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必须明确养老保险事项，并依照社会保险政策办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费。
第十六条 建设工程劳动保险费用管理机构在监督检查劳保基金的使用情况时，有权调阅建筑业企业的有关账目、报表和相关资料。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欠缴劳保基金的，由建设工程劳动保险费用管理机构责令其补缴，并从逾期之日起，按日加收应缴额2‰的滞纳金。滞纳金并入劳保基金。
第十八条 建筑业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建设委员会责令其限期改正：
（一）将劳保基金挪作他用的；
（二）不为从业人员办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
（三）不按社会保险政策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费的；
（四）不按建筑劳务分包合同向分包人支付劳保基金的。
建设工程劳动保险费用管理机构应收回其《湖南省建筑业企业劳保基金拨付手册》，停止其劳保基金拨付，待其改正后再予以拨付。
第十九条 减、免或无正当理由不及时拨付劳保基金的，由监察机关处理。
第二十条 财政、审计、监察、建设等行政部门应各司其职，加强劳保基金的监督和管理，建立防范风险的机制，并定期进行综合检查。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和建设工程劳动保险费用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本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和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6年10月20日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