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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医疗事故中的民事责任与赔偿

张辉蝗


一、引言
近年来，全国各地医疗事故频频发生，有的双方私了，有的经行政部门调处，还有的患者及其家属根本不知什么是医疗事故，出了问题，自认倒霉，根本就没有想到医方会有过错,自己还有多种渠道寻求赔偿，大量的医患纠纷已通过非诉的途径而消化。然而，随着人们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高，纷纷把信任的目光投向法院，企求法院能给一个公正的说法。由于医患双方各自所站的角度不同，大凡起诉到法院的医患纠纷案件，医患双方几乎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些案件往往案情复杂，矛盾突出，争议较大，难以处理。如原告韦某诉被告某市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原告诉称自己因受伤到被告处诊治，诊断为：1、右股骨骨髁上端骨折；2、右跟骨骨折。而被告在治疗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即被告未将其右股骨骨髁骨折行复位固定治疗，而将不属于患处的髌骨、韧带切除，并用二枚螺丝将关节钉死，使右腿不能伸曲，造成其患陈旧性骨折、膝关节坏死等症状；同时未将其右跟骨骨折行融合固定治疗，却将右跟骨缩短致畸形愈合，造成其终身残疾，严重侵害了他的健康权；某市医学院所做鉴定结论也证明被告在医疗过程中有差错，故要求被告给付损害赔偿费和支付进行右膝关节置换术、右跟骨距关节融合术治疗费以及精神损失费共计人民币64万余元。被告则认为该起医患纠纷经 当地鉴定委员会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且某市医学院所做出的“医疗差错”鉴定结论，仅指本院在手术中的处置上有些不当，在医疗过程中并没有原则性错误，医院不承担赔偿责任；至于原告以后是否做“关节置换术和关节融合术”应由原告自行决定，费用自理，不可能由医院支付，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一个要求赔付64万余元，一个坚持分文不给，尖锐而复杂的矛盾摆在了法官面前。医疗事故的出现，不仅给病患者及其家属带来巨大的痛苦，而且无序的纠纷，巨额的赔偿，也困扰着医院的生存与发展。作为司法工作人员正确把握医疗事故中的民事责任和赔偿原则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本文拟从对医疗事故的概念进行分析入手，结合我国现行法规的规定和审判实践，对其作一浅析，以期能为同仁、学者提供一点参考。
二、关于医疗事故中的民事责任
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事故的界定比《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较为科学，内涵更加周延，原办法规定构成医疗事故必须是导致功能障碍，新条例则规定是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也即过去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的造成人身损害但没有造成功能障碍的医疗损害，现在可以定为医疗事故①。如新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只要在医疗过程中，违法或违章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都属于医疗事故。这里就引发出一个责任性质和处理规则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它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因此，对于过错行为，只要造成损害，均应承担民事责任，更何况医疗事故所侵犯的多为人的生命健康权。但是，在处理具体的医疗事故中，我们应从下列几个方面把握其责任性质和处理规则。
（一）、关于医疗事故的责任性质与责任竞合
由于医疗活动本身的特殊性，国内外民法立法、判例与学说对医疗事故赔偿责任的性质众说纷纭，或认为是侵权责任，或认为是违约责任，或认为是二者的竞合②。由于责任性质决定了归责原则、举证责任、赔偿范围、对第三人的责任等重大问题，为此，笔者认为医疗事故的责任性质主要把握以下几种情形：
1、医疗单位在医疗过程中发生医疗事故的性质与责任竞合
在医疗活动中，就诊人有权要求医疗单位按照医疗科学和行业惯例、规定的要求，合理、谨慎地对就诊人诊断、治疗、护理；医疗单位有向就诊人索取相应的医疗费用的权利，故医疗单位与就诊人之间存在互为对等给付的义务，双方构成合同关系。医疗单位因过失未适当履行其合同义务，构成违约。而这一不适 当履行行为同时又侵害了就诊人的生命健康权这一绝对权，对就诊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又属于侵权行为。这里的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都是医疗者对就诊者的一种加害行为，在这种加害给付的情况下，加害人的过错行为既可以承担侵权责任，又可以承担违约责任，构成责任竞合。相对应的，受害人也既可根据侵权法请求赔偿，也可根据合同法请求赔偿。但基于民法公平原则的考虑，多项请求权并不意味着其在法律上可以同时实现这两项请求权，责任人应依据受害人的选择仅承担其中之一。这里必须注意，请求赔偿的前提必须有人身损害的结果存在，否则，赔偿无从谈起。
2、关于医疗单位拒绝就诊行为的责任性质与责任竞合
按各国立法通例，医疗单位法人在医疗合同关系要约与承诺过程中，负有强制承诺的义务，即就诊人来院求治，应视为要约。我国新《合同法》事实上也采纳了此观点。医疗单位的设立（这里不包括个体诊所），意在向公众提供医疗服务，以备急需，其负有向任何前来就诊者提供医疗服务的义务和向就诊人收取医疗费用的权利，就诊人到医疗单位求治的行为表明了其急迫需要，他们一般会接受治疗和交费。故可根据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原则，认定基于就诊人求治这一事实，构成二者间合同关系的成立。此关系是因法律的直接规定而认定（而非推定）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对于危重病人医疗单位应当立即抢救；对限于设备或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的病人，医疗机构应当及时转诊。故在因医

疗单位拒绝接受就诊造成损害时，可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③。同时，由于事关人的生命，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各国均对医疗单位的缔约自由加以限制，规定在其业务范围内有承诺缔约的义务。因此，拒绝就诊本身就意味着基于故意对作为义务的违反，对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自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故在此情况下，也构成责任竞合。
3、关于责任竞合的处理原则
由于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在法律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对两种责任的不同选择将极大地影响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具体就医疗事故来说，一方面，因合同关系相对于法律关系，当事人双方处于相互信赖的关系之中，法律要求他们负注意程度（指在合同约定中）远高于绝对法律关系的注意义务。故在绝对法律关系中已尽了一定的注意义务而被免责的，在合同关系中也可能因注意程度不够而需要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因侵权责任的损害赔偿不仅包括物质损失的赔偿，还包括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而违约责任的赔偿仅限于物质损失的赔偿。此外，在诉讼时效、诉讼管辖等方面，二者也有区别。
所以，正如王利明先生所指出的“是依合同法提起合同之诉，还是依侵权法提起侵权之诉，将产生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并严重影响到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和对不法行为人的制裁”④。对责任竞合，外国立法有禁止、允许和有限制的允许三种作法。从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和利益的角度出发，自然以允许当事人从中选择一种民事责任提出请求为妥。此观点亦曾为我国法律所采纳。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后，众采以侵权责任提出请求，这既考虑到只要过失造成人身损害就应赔偿，又兼顾到对受害人的精神赔偿，因违约责任是不对精神损害进行补偿的。但在特殊情况下，笔者认为受害人有权进行选择，如在根据侵权责任时效已届满时或加害人已尽了相当的注意义务可能被免责时，则可以违约责任进行诉求。
（二）、关于医疗事故中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基于合同关系提出请求时,合同责任采用过错推定责任为归责原则，此乃各国立法通例，自不待言。而侵权法的归责以过错责任为原则，对过错推定责任和无过失责任须法律明文规定。
由于现代医学的发展使医疗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但同时也更为复杂，更有风险。一些国家在医疗事故领域开始采用无过失责任。据此，有人主张我国也应仿效之，但本人认为此说不妥。
首先，我国民法中，在民事责任领域，过错是其核心问题，因为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对于淳化道德风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至关重要”，有“确定行为标准，督促人们的合理行为，自觉履行对他人的法律义务，有效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预防损害的发生；协调利益冲突”⑤之功能。所以，在归责时应坚持过错责任。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是用法律特别限定的，不允许任意扩大其适用范围”⑥。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医疗事故不适用无过失责任，因其责任性质为侵权责任，其归责原则应为过错责任原则。
其次，由于生老病死本属自然规律，医疗过程本身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同时，在医疗过程中损害局部以保护全局往往是治愈病症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要求不对就诊人造成损害几乎是不可能的。
尤为重要的是，无过失责任的承担是以行为人从事的活动具有某种特殊危险性为前提的，医疗活动本身不具有这种高度危险性。在医务人员尽了合理、谨慎的注意后，还要求其承担责任有失公平。因此，不考虑不可抗力的影响，采取无过失责任未免要求过于苛刻。尽管无过失责任是与责任保险制度紧密联系的，但不考虑医务人员有无过失就要求其承担责任，必然大大加重医疗单位法人的支付保险费的负担，损害其利益。同时，无过失责任就是社会责任，医疗单位法人必然将保险费的负担转嫁给社会，使医疗费暴涨，最终损害社会利益⑦。
第三，无过失责任不考虑双方的过错，仅以因果关系的存在即要承担民事责任，这样就使责任的承担失去了道德的可非难性，实际上纵容了损害的发生。因此，我国新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即行为人若不能提出合理的抗辩事由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话，则将被推定为有过错。该原则兼具无过失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之长，既体现了承担责任的道德可非难性，又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兼顾了当事
⑦参见尹飞《论医疗事故中民事责任的若干问题》。
人双方的利益平衡，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应当作为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根据这一原则，医疗事故的民事责任其构成要件为：事业单位法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间具有因果关系和在医疗过程中存在过失。但医疗单位法人可以通过举证证明损害结果与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和自己的医疗行为无过错而获得免责。
同时，在判定因果关系时，考虑到医疗活动的专业性，对作为非专业人员的受害人来说，医疗事故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难以判断，故对其举证，还可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即在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只要有“如无该行为，即不会发生此结果”的某种程度的可能性，即可认为有因果关系。
（三）、医疗事故中的过错与责任主体
在依法从事医疗服务的公民（即通常所说的个体诊所）出现医疗事故时，对其故意或过失造成的损害，其责任自应自己承担。但根据过错推定责任这一归责原则，法人只有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对行为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由于法人是社会组织体，其行为是通过其内部成员的行为来进行的。不管是法人的内部成员纯粹基于法人的意志而追求某种违法的后果并致他人损害，还是法人内部成员和代理人在执行职务和行使权限的过程中因疏忽或懈怠而造成他人的损害，其过错都要通过具体的个人行为表现出来。在医疗单位法人进行医疗活动过程中，其过错也是通过其内部人员行为中的过错表现出来的。在法人机关成员执行职务有过错行为时，由于其与法人之间存在代表关系， 其行为即被认为

是法人的行为，其过错也就直接表现为法人的过错。而在法人的一般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在合同关系中，因其系法人的履行辅助人，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其行为的责任自然由法人承担；在追究侵权责任时，由于其系由法人雇佣或聘请，因此法人对其有选任和监督的义务。当其出现过错时，就表明法人有“选任和监督的过失”，理应承担责任。
但在法人内部成员故意造成损害时，由于其已不是在执行职务，其意志已非法人的意志，体现出的是自己的人格，因此，除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行政责任外，还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若法人不能举证证明自己不存在“选任和监督的过失”，则因其客观上为故意侵害行为提供了条件，视具体情况也可以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如某人性格存在严重缺陷，在与就诊人发生口角后借手术之机对就诊人实施报复，造成损害，医疗单位法人因有选任过失而应就此承担责任。
（四）、免责约款的效力
在治疗前或治疗过程中，就诊人或其家属常会被要求签定免责合同或免责条款，在依侵权责任提出请求时，因侵权责任不以双方的约定为免责事由，故其无效力发生。但在依违约责任请求时，这种合同或条款的效力有无对责任承担意义重大。在纠纷中，医疗单位常以此为由拒绝承担责任，其实是与法律相悖的。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同时，在医疗事故中，并不应采取无过失责任，无论是基于事实还是基于推定， 过错总是追究民事责任时首先要考虑的问

题。因此，若约定在无过错造成损害时应予免责，则这一约款毫无意义，因无过错本来就不会承担责任。即使受害人确实同意在约定过错造成损害应予免责，但由于生命健康权的极端重要性，各国立法一般明文规定对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身伤害的免责约款无效，甚至对加害者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在就诊时，若不及时治疗，就诊人就有病情加重甚至死亡的危险，医疗单位此时要求签订“生死合同”，实际上是乘人之危，就诊人有权请求撤销。但是，考虑到医疗行为本身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对于免除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如果一概不承认，则势必使医生缩手缩脚，不利于救死扶伤⑧。因此，在一般否认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效力的前提下，不妨允许法官依据具体情况及公平原则自由裁量。
同时，因医疗服务合同标的、效果难以事先确定，医疗事故的损害亦事先难以估计等特殊性，双方就损害赔偿数额事先达成的协议往往也难保公平，医疗单位法人也往往乘人之危，故对这类协议的处理应同免责约款。
三、关于医疗事故中的损害赔偿
尽管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十种责任形式，但由于损害赔偿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并可以有效地遏制不法的和反社会的行为 ，“损害赔偿责任是民事责任中最重要和最常见的责任形式”⑨。由于此种责任是财产责任的主要承担方式，直接涉及人们的经济利益，其承担也较困难，因此往往也是法律纠纷中当事人双方争执的焦点所在。
因此，在民事责任领域，根据价值规律和公平原则的要求，全面赔偿原则是各国司法实践的通例，也是现代民法理论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全面赔偿原则即对侵害行为，不论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也不论行为人是否受刑事、行政制裁，均应根据财产损失的多少、精神损害的大小，确定民事赔偿的范围，它要求不仅要赔偿直接损失，还要赔偿间接损失；不仅要赔偿财产损失，还要赔偿间接损害。正是通过对损害的全面赔偿，使责任人负担某种不利益，在补偿受害人的损失维护其权利的同时，制裁责任人的过错行为，从而充分起到民事责任制度应有的作用。我国《民法通则》也将其作为损害赔偿的一般原则。如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根据伤残等级，按照事故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日起赔偿3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
（一）、企业性医疗单位法人的损害赔偿范围
因其设立目的在于营利，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遵循等价有偿原则进行市场运作，故其收取的医疗费用的高低与其付出的劳务在价值上是相等的。既然在获得利益时适用等价原则，则在遭受不利益时，也即在因过失造成损害时，出于公平的考虑，同样应当适用这一原则。所以，在损害赔偿企业性法人中当然应当对其过失造成的损害予以全部赔偿。只有这样， 才能充分起到民事责

任制度保护公民民事权利，补偿损害，制裁过错行为和教育责任人的目的。
在未因医疗事故造成原办法所规定的就诊人死亡、残疾或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时，宜依合同法请求医疗单位承担违约责任。此时，应赔偿就诊人的履行利益，即通过赔偿使受害人在财产上恢复到若医疗单位法人合理、谨慎地履行其合同义务后所能达到的状态。笔者认为主要包括：1、自发生医疗事故至通过治疗使就诊人恢复到若未发生医疗事故（或曰若医疗单位法人合理、谨慎地履行其合同义务后）所能达到的状态，这一过程中所花费的医疗、营养费用及因病情加重而转院所花费的交通费等费用；2、因医疗事故误工减少的收入；3、因医疗事故给就诊人造成的可得利益的损失。在承担侵权责任时，应赔偿被害人因其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一切财产损害，即所谓维持利益。根据这一原则及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并参照外国立法例，笔者认为在未造成就诊人死亡时，赔偿内容主要包括：1、使就诊人恢复到医疗事故前状态所花费的医疗、营养、交通等费用；2、因医疗事故延长治愈时间造成误工所减少的收入；3、因医疗事故造成残疾所减少的和将会减少的收入及因此多支出的费用。对造成就诊人死亡的，除前两项外还应赔偿因死亡而不能获得的收入和丧葬费。此外，对因医疗事故造成的精神损害视其过错程度与情节轻重予以赔偿，以体现其制裁、抚慰与补偿的功能。对故意或有严重过失者、情节恶劣者，应要求其承担惩罚性慰抚金。
　　内容摘要：从理论上讲，公司在完成登记之前并不具有法律人格，不能以公司名义与外界进行交易。发起人在公司设立过程中以公司名义订立的与设立公司无关的交易合同是否有效，其责任归属如何，我国公司法并未明确规定，但此类情况却在现实中屡有发生。因此，明确此种交易行为的效力及其责任归属实有必要。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立法的分析比较，建议我国应完善此问题的立法，以确保市场交易安全。

　　关键词：非必要行为 效力 责任 借鉴 建议


　　公司设立中的非必要行为是相对于必要行为而言的，即超越了公司设立必要行为的其他交易行为。我国《公司法》第23条、77条规定了设立公司除需要一定数额的注册资本外，还应当具有必要的住所，即主要办事机构。因此，公司设立必要行为不能仅限于公司设立的固有行为，还应当包括为实现公司设立的经营条件而实施的开业准备行为。

　　设立公司的固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订立发起人协议、订立公司章程、选举董事、监事、申请设立登记、募集股份、出资、认股、缴纳认股款、召开公司创立会议和申请成立登记。以上各行为均属于设立公司要符合法律条件而必须为的行为，故属于公司的固有行为。然而在固有行为之外，还存在大量的公司设立的附属行为。例如，公司设立中为完成设立过程中的法律事务，如请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与证券公司订立的报销代销协议，与股款代发银行签订代收协议等法律行为均因设立公司的固有行为附带产生，亦属于设立公司所必要的行为，应和固有行为一起统称设立行为。除此之外，为达到我国《公司法》对于设立公司时对经营场所和经营条件的要求，设立公司的必要行为还包括开业准备行为，如订立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或租赁合同，订立房屋买卖租赁合同或建设工程合同，订立办公设备的买卖或租赁合同，订立工作人员的雇佣合同等等。

　　以上这些行为，均属于设立公司时为符合法定条件而进行的各种行为，即广义上的设立公司所为的必要行为。公司设立中的必要行为以外的行为，就是非必要行为，尤其指为保有商业机会而以公司名义与第三人进行交易的行为。

　　一、明确公司设立中非必要行为效力及责任归属的必要性

　　从理论上讲，公司在成立之前不得以公司的名义进行交易。对于第三人而言，设立中公司以未存在的法律实体之名义与他人订立合同，容易导致欺诈。对于公司登记制度而言，若允许公司在登记前就可以从事商业行为，等于允许公司在开业前进行营业行为，使得公司登记制度失去存在意义。然而有时发起人为了公司成立后之利益，利用稍纵即逝的商机而以公司名义对外进行交易，若将此种交易行为完全视为无效，不仅会打击发起人设立公司的积极性，对第三人也会造成损失，使得交易安全荡然无存。因而，明确该非必要行为的效力及责任归属非常有必要。

　　但该行为之效力约束何人？若行为效力完全归属于公司，一方面，发起人可能会滥用权力订立合同，损害将来成立之公司的利益；一方面，也使发起人有机可乘利用设立公司来逃避债务。但若行为效力完全归属于发起人，又会使得发起人承担过多不必要之责任。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现代公司法既没有明确要求公司就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前所为的一切合同对第三人承担义务和责任，也没有完全要求发起人就自己代表公司与第三人所缔结的一切合同承担法律责任。

　　二、公司设立中非必要行为效力及责任归属之国外立法借鉴

　　我国有学者认为，只要设立中公司实施的不是设立公司的必要行为，而是经营行为，则因其为法律所明文禁止，应为无效行为，由行为人和设立中公司对因此产生的责任负连带责任。然而，这种“超越经营范围无效”的规则因严重影响交易安全而已逐渐被淘汰，我们对待设立中公司的非必要交易行为亦应如此，不能简单的因为其“超越范围”而认定其无效。

　　英美法系公司法理论认为，公司成立前订立的合同对公司来说，是无效的，原因是公司并没有以法人身份存在。但对于发起人而言，合同并不总是无效，他应当对其订立的合同承担责任。虽然设立中公司以公司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属于违法，但为了交易安全与社会稳定，维护交易成本，保障合同相对人的权益等各因素的考虑，也不能认定其当然无效。我们应当从合同内容角度来考察，只要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即应认定合同为有效，这样既维护交易安全，又使得合同相对人权益得到应有人保护。

　　对于此类行为法律后果之归属及行为欠缺之救济，我国台湾及国外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台湾《公司法》第19条规定：“未经设立登记，不得以公司名义经营业务或者其他法律行为。”“违反前款规定者，行为人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十五万元以下罚金，并自负民事责任，并由主管机关禁止其适用公司名称。”可见，我国台湾地区立法禁止设立中公司以拟成立公司的名义从事非必要交易行为，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归属于行为人个人。

　　（一）德国立法例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1条第2款规定：“未在登记前以公司的名义实施行为的，行为人负个人的或连带的责任。”《德国股份公司法》第41条第1款规定：“在进行商业登记前，股份有限公司不作为股份有限公司而存在。在公司登记前以公司名义行为的人，负个人责任，数人行为的，其作为连带债务人负责任。”第2款又规定：“公司通过债务人签订合同，用公司代替原债务人的方式来承担一种在公司进行登记之前以公司的名义承担的债务，无需债权人同意就可使这种债务接收有效，只要在公司进行登记三个月内就债务接收达成了协议并且由公司或债务人即可。”

　　可见，德国对于设立中公司的非必要行为责任归属的规定有以下几点：1、设立前公司的非必要行为的法律后果归于行为人个人。但若公司愿意接受该合同，则由公司代替发起人承担行为法律后果，发起人责任归于消灭；2、公司接受该行为之法律后果只需通知债权人即可，无需经其同意。此规定与民法中的债务承担略有区别，此类行为之债务承担无需经债权人同意，只需通知债权人即可；3、公司同意承担该债务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表示，超过此期限，即公司设立登记后三个月，公司即丧失该形成权。此规定旨在监督公司及时作出决定，以明确合同责任之归属，保护合同相对人。

　　（二）美国立法例

　　从美国公司法看，此类行为可分为两种情况考虑，责任归属也不尽相同。其一，合同相对人不知公司尚未成立的事实而与之订约；其二，相对人已知悉公司尚未成立而与之订约。第一种情况下，发起人未告知相对人公司没有成立，即冒用公司的名义，行为人当然应该承担个人责任。但如果公司在成立之后接受了该合同，行为人即可免除个人责任。但此种免除并不是当然、绝对的，如果公司不能执行该合同，法庭仍然可能让创办人承担个人责任。

　　公司的接受可以有两种方式，即明示和默示。明示方式如董事会通过决议接受或将接受合同的决议通知对方。默示方式，例如公司允许对方执行合同并使公司得到合同的利益，此种方式即可认为该公司默认注册前所签订的合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公司与相对人协议修改合同，则此行为是对合同的更新当然属于一种默认，但此种情况下，由于合同已修改，即相当于一个全新的合同，因此公司必须履行该合同，承担责任，而行为人则当然的免除责任。

　　（三）英国立法例

　　公司注册前合同行为无效，当然包括非必要性为，但此无效只限于对公司无效，对行为人是有效的，行为人应当负个人责任。当然，公司可通过契约更新（novation）来履行注册签合同。契约更新的方法是通过双方在公司注册后从新订立合约来推断的，而不是根据公司在成立后仍受旧契约约束这一错误思想来推断的。

　　从上述国外立法例可以看出，各国立法有其相同之处，即公司设立中非必要行为的法律后果归属于行为人，即合同在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产生约束力，对公司无效。但公司可以通过考虑自身利益来决定是否接受该合同，如果公司成立后决定接受合同，则行为人可免除其个人责任，合同对公司与相对人有约束力。

　　三、完善我国设立中公司非必要行为责任承担的几点建议

　　我国《公司法》第211条款规定：“未依法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而冒用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名义的，或者未依法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而冒用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公司名义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或者予以取缔。”该法条并未明确规定设立中公司的行为无效，而是以责令改正为首选。但是如何改正，改正到何种程度，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总之，我国公司法法律规范没有以明确的法律责任直接规定发起人以公司名义订立的设立行为以外的合同的法律效力，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我国对于设立中公司非必要行为的效力及责任归属，笔者认为应参考国外立法例，有以下几点具体的建议：

　　1、公司在设立中非必要行为只要其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其为有效。因为若一概否认其效力，不仅不利于提高交易效率，还会有损于相对人的利益，破坏交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