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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过程的遵守法律、同情弱者与道德规制—关于梁丽案件答某些不同于我的观点的网络留言

龙城飞将


一、 本文的由来

　　关于梁丽案件，我近来写了几篇文章。我一贯以来的观点是，法律问题谈法律，法理问题（包括道德问题）谈法理。
　　若说到同情弱者，只能是在法律问题既定的情况下谈。这就是，根据法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以什么样的处罚，根据法律规定首先可以在定罪与量刑时予以怎样的减轻处罚的考量。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是否真正地从同情弱者角度进行刑侦、起诉与审理的司法过程。
　　前几天，在雅典学园看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的一篇文章：《深圳机场拾金案：同情弱者，但更要保护秩序》。他这篇文章是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再加上他是中国法学最高学府的法学院副院长，他讲话对法学的学术与司法的实践均有较大的影响。我发现教授的文章下面有不少网友的留言，其中一些留言不同意教授的观点，例如：
　　[未注册用户] 何帆 评论： 2009-10-05 09:48:05
　　感觉文章写的很模糊，何老师认为既可以是侵占又可以是盗窃，个人感觉这种思维方式不好。另外，主观是靠客观反映出来的，不能单纯寻找主观，到目前我就是没有看到原始证据，机场视频，所以说我无法在没有真实证据的情况下做出判断
　　回应 [举报] 2009-10-05 09:48:05

　　仔细读过教授的文章后，觉得教授的观点有许多地方有待于商榷。为此，我写了两篇文章：其一是《深圳机场拾金案：同情弱者，保护秩序，更要遵守法律规定——与何兵副院长一些观点进行商榷》[1]，其二是《关于梁丽案件再次向副院长何兵教授求教》[2]。

　　雅典学园的网友oldfrankly给我留言说：
　　“同情弱者是没有错的，维护秩序也是好的，但遵守法律，却要先看看这个法律是不是个良法。就好像同情弱者的同时也要考虑：可怜之人也许有可恨之处，是不是装弱啊”。
　　“有点疑惑：你那个分析‘拒不返还’的一、二、三、四的顺序，好像有点太偏袒那个捡了东西不还的人。都法院判了要强制执行了还赖，然后还要到第四点才认定拒不，那样有点迂”。
　　为此，我写下下面这些文章，从遵守法律（包括良法与恶法问题）、同情弱者（在法律框架下）和道德裁制（我们也可以包括一些行政措施，如深圳机场对清洁工的一些纪律约束等）三个方面对他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应当清楚区分司法过程遵守法律、同情弱者以及道德规制

　　一般情况下，我们提倡遵守法律，包括公民和政府，也包括具体事件上的行为人与司法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的国家体制下，一般情况下没有恶法，因为法律大多经过较漫长的立法过程，立法者们一般都要考虑人民群众对某项法律的反应，以及该项法律影响到哪些人的利益。最大的可能是有些法律规定不十分清晰，在执行的时候使得人们多有不便之处。
　　具体到刑事法律，当代各国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罪刑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存疑有利于被告，民主的要求、人权的要求、国家体制的要求使然。这种理念与立法与旧社会“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是截然对立的。
　　遵守法律不等于同情弱者，同情弱者不等于在道德层面上纵容梁丽这种行为。这是三种不同的境界，法学家何兵先生正在混淆了这三者的区别，而我经常讲到人民群众在这样的法律问题上却是十分清楚的。
　　何教授的观点从道德的角度没有问题，但从法律的角度就禁不住推敲，所以才我的文章写出来与教授商榷，才有一些网友在教授文章下面留言对他的观点予以反对。

三、司法过程应当遵守法律

　　我一贯主张，刑侦阶段才存在疑难案件，在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不存在疑难案件[3]。梁丽案件，事实是清楚的，公检法都应当遵守法律的规定进行司法活动。
　　具体到梁丽案件来说，公安，先是接到报案，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涉及价值300万元的珠宝，以盗窃罪立案没有任何问题。但公安人员找到梁丽后，公安局仍坚持梁丽是盗窃罪嫌疑，就说不过去了。公安两次补充侦查都没有向检察院提供强有力的证明梁丽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证据。
　　接下来说检察院，得到的信息是它一直不认为梁丽符合盗窃罪特征，最后也以此为理由结束案件。我不认为它是受到舆论的压力，是民意与法意的冲突，我认为深圳检方在梁丽案件上是遵守法律，即遵守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四、司法过程同情弱者，应当以遵守法律为前提

　　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若对嫌疑人定罪，则考虑到嫌疑人的特殊情况，予以一定的同情，这是法律体现温情的一面。在我国，人们亦承认刑法理论中的谦抑性，即可用刑法解决问题，亦可用民法或道德解决问题的，尽量不用刑法。在罪名既定的情况下，量刑可轻可重的情况下，尽量偏轻。我国在法律规定的框架下体现对弱者的同情，主要体现在法律的规定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

　　法律规定方面：
　　其一，刑法的相关规定：
　　刑法是直接作用于犯罪嫌疑人，在行为人是否犯罪事实或者已然犯罪且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就涉及到对他确定罪名和刑罚的幅度，即定罪量刑。此时的法律有其温情的一面。
　　从犯罪情节方面：犯罪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4]。“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5]。
　　从罪犯年龄及是否怀孕妇女方面：“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6]。“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7]。
　　从罪犯是否精神病人或聋哑人方面：“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8]。“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9]。
　　 从罪犯的社会危害性方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10]。
　　其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司法过程及司法机构和司法人员行为的法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指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11]。该法对公检法人员亦提出了同情弱者的要求：
　　刑事诉讼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12]。
　　案件进入法院审理过程后，“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13]。其中第三款是十分清楚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规定。
　　司法实践方面：
探讨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


对于债务人迟延给付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应承担的债务利息，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有相关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229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意见》）第294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是指在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第295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非金钱给付义务的，无论是否已给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失，都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没有造成损失的，迟延履行金可以由敬老院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决定。”而在法院的实际执行工作中却对以上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适用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方式，造成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计算的混乱情形，笔者基于执行工作实践分析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法律漏洞并提出酌见，希望能够对规范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起到一定的理论探讨作用。
一、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计算的时间
对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计算的开始时间，各地法院都可依据《民诉意见》第293条的规定执行，即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或迟延履行金自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计算。而在实践执行程序中，个案的不同判决、裁定给付内容导致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开始计算的时间产生了变异的理解。如我院执行的一个案件，被执行人田某拖欠申请执行人于某15万元的货款，判决生效后在一个月的履行期内田某未自动履行，申请执行人于某提出执行申请，案件受理后，被执行人田某在执行通知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内自动给付了1万元执行款，此后每隔一个月给付申请执行人1万至2万元不等的执行款，此案件共执行一年的期限才全部给付完毕。此时申请执行人于某要求被执行人田某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而对于开始计算的时间及执行期间内利息的计算方法，执行小组之间的成员产生了意见分歧，有的认为被执行人虽然是分期给付的执行款，但是也是自动履行了，不应当机械地认为是迟延履行，不应计算利息;有的认为被执行人虽然是分期自动给付了执行款，但是这种分期给付并非系与申请执行人和解的结果，因此也应属于迟延履行，应计算利息，但利息计算的开始时间不应从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计算，而应对被执行人分期给付的期间分段计算。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虽然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此种分期给付情形如何计算，但只要不是出于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而形成的分期给付，或得到申请执行人同意的分期给付，则应属于被执行人单方面的迟延履行给付义务，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是对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而开始计算利息的时间就此案来讲不宜以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计算，因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了部分给付义务，此时从公平、公正的原则来讲，以根据其分期给付的期间进行分段计算为宜。
二、利息计算的标准
由于《民事诉讼法》和《民诉意见》对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计算的标准规定不详细，造成各地法院、双方当事人对于利息计算的标准即利率各有不同的理解，《民诉意见》只规定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双倍计算，而此规定依据的银行应如何参照？现在我国除人民银行每年会发布更新的基准利率外，各商业银行均有贷款利率，且有权对人民银行的基准利率进行上浮调整。两方当事人就此产生了异议，被执行人认定应以人民银行发布的基准利率为计算标准，申请执行人则认定应以商业银行中得率最高者为计算标准。这样计算的利息中间的差距少则几千元，多达几万、十几万元，由于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不规范，“银行”的理解的广泛性，导致利息计算标准利率的参考出现了各种版本，各商业银行之间的利率也是相差甚多。笔者认为，作为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计算的标准，应以人民银行发布的基准利率为基础，人民银行系国家的行政机关，对各商业银行有相应的权利，商业银行规定的利率也系缘于人民银行的基准利率，虽然可以有条件的进行上浮调整，这仅仅是国家为了调整商业银行的操作动作规程及盈收而做的自由裁量的规定，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系代表着国家权力机关作出的有绝对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依据的也应是国家有权机关发布的无争议的标准，而此标准即应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基准利率。
三、对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计算规范操作的构想
由于执行工作中出现的各种利息计算不规范不标准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应颁发相应的司法解释或司法文件，以由各级人民法院执行机构予以参照，对于利息计算中期间开始和结束、计算标准利率、个案计算参照等，这样不仅可以让法院有法律依据，也可以让当事人在利息计算方面不再产生异议，不用因利息计算的不同而影响执行效果。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朱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