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出口退税电子化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出口退税电子化管理办法》的通知
1996年5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为了加强出口退税管理，正确贯彻出口退税政策，我局决定从1996年1月1日起，出口退税推行计算机管理，现将《出口退税电子化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出口退税电子化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确保出口退税电子化工作的正常开展，进一步加强出口退税管理，准确地办理退税，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申请办理出口退税的企业，都必须按照本办法，实施出口退税电子化管理，并根据出口退税计算机管理软件的要求办理出口退税的税务登记（出口企业退税登记证，见附件1略）。
第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须在每月28日后接收并整理上月国家税务总局传输的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专用税票、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等有关出口退税的电子数据；及时接收并整理当地外汇管理局和外经贸主管部门提供的外汇核销和远期收汇证明数据。接收国家税务总局传输的数据，如有不规范或不明确的，应及时上报。
第四条 各地市国家税务局对当月开给地市以外企业的代理出口货物证明，须及时录入计算机，并于次月12日前上报国家税务总局（具体办法另行下达）。
第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和退税额较大的地市国家税务局须按照出口退税计算机管理的要求，在主管审批退税的税务部门（以下简称退税部门）设立录入、审核、检查、综合统计等内部职能部门。对其他退税额较小的地市，应设置专人分别负责录入、审核、检查、统计分析和系统维护工作。
第六条 出口企业的退税计算方法，原则上采取加权平均法。出口企业退税方法确定后，本年内不能更改。
第七条 出口企业退税单证录入计算机的方式原则上应采取由退税部门集中录入方式（简称集中录入）。若企业计算机录入能达到退税电子化管理要求的，报经退税部门备案后，也可采取由企业录入方式（简称分散录入）。
第八条 出口企业须将出口退税的有关单证按照出口退税计算方法的要求，装订成册。采取集中录入方式的，出口企业须按照计算机管理软件的要求，埴写《出口货物退税进货凭证申报明细表》（简称进货申报表，下同，见附件2）、《出口货物退税申报明细表》（简称出口申报表，下同，见附件3）、《出口货物退税汇总申请表》（简称汇总表，下同，见附件4）；采取分散录入方式的，出口企业须按照出口退税申报子系统的要求，将装订成册的单证的有关内容录入计算机，经基本申报资格检查后，生成申报退税数据，同时打印出《进货申报表》、《出口申报表》，并填报《汇总表》。申报表、申报退税数据须与原始单证的内容一致。
第九条 外经贸主管部门接到企业的退税单证后，根据稽核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稽核。对企业的申报退税数据，应认真与原始单证的内容进行核对，经稽核子系统稽核后，由出口企业将符合规定的单证及相应的申报退税数据送退税部门。对以下内容要进行重点稽核：
（一）属于远期收汇的，是否提供了远期收汇证明；
（二）申报退税的原高税率、贵重货物须是经国家税务总局、外经贸部批准特许退税的商品；
（三）出口货物的价格是否异常；
（四）出口额的增减是否正常。
第十条 退税部门须安排专门的人员负责接收申报退税数据和退税单证。对申报退税数据，须进行检测，发现坏盘、空盘、带病毒盘等有严重问题的申报数据，不予受理。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单证，应退回企业重新申报：
（一）申报表字迹不清和错误较多的；
（二）项目未列齐全的；
（三）商品代码填写不正确的；
（四）逻辑关系不符的。
第十一条 退税部门须对《进货申报表》、《出口申报表》、《汇总表》、申报退税数据的内容与原始凭证进行对审，对审中发现的问题，应在申报表上加注标记，填写《进货凭证录入（审核）问题记录及订正表》（简称进货订正表，下同，见附件5）、《出口退税申报明细表录入（审核）问题记录及订正表》（简称出口订正表，下同，见附件6略）。
第十二条 退税部门须按照两次录入的方式将出口企业的申报表、订正表的内容录入计算机，生成正确的申报退税数据。在录入过程中发现出口企业申报表的原始数据错误，须填写《进货订正表》、《出口订正表》，并对这些数据与原始凭证核对或到企业核对无误后，再录入计算机。
第十三条 退税部门要及时录入出口企业报来的下列单证，并与出口退税其他有关电子数据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方能出具：
（一）《进料加工贸易申报表》；
（二）《来料加工贸易免税证明》；
（三）《退税补税证明》；
（四）《补报关单证明》；
（五）《代理出口货物证明》；
（六）《出口转内销证明》；
（七）《准予购进免税出口卷烟的证明》。
第十四条 退税部门对申报退税数据须利用计算机审核以下内容：
（一）检测录入数据的唯一性，删除重复录入的数据；
（二）审核进货凭证，与专用税票、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等信息核对；
（三）审核出口凭证及有关数据，与报关单、收汇核销单、远期收汇证明、退运补税证明、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等信息交叉互审；
（四）当期进料加工的抵扣税额，是否从当期退税额中抵扣。
第十五条 退税部门须根据当年物价指数、外汇牌价设定出口商品的国内收购单价差异倍数和合理换汇成本的上下限，对超出设定范围的出口商品，退税部门应进行重点审核后，方可办理退税。
第十六条 退税部门对出口退税数据录入、审核环节发现的问题，要进一步核察检查：
（一）属于退税部门工作失误的应填写有关表格，修改已录入的数据，给予办理退税；
（二）属于出口企业申报数据错误，应认真审核后，进行调整；
（三）属于海关、外汇管理、外贸主管部门等提供的电子数据错误的，应由其出具证明，并修改电子数据后，退税部门方给予办理退税。
（四）凡发现有伪造、涂改出口凭证的，要对该笔出口业务开展检查，根据检查结果，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七条 退税部门在对出口企业的申报退税数据审核完毕后，打印出如下资料：
（一）《进货退税凭证审核未通过明细表》；
（二）《增值税退税审核明细表》；
（三）《消费税退税审核明细表》；
（四）《审核基本疑点表》；
（五）《退税审批表》。
第十八条 退税部门负责人对通过计算机审核无误的退税数据，须在《退税审批表》“领导意见”栏中签字、盖章后，方可打印《收入退还书》办理退税。
第十九条 税务机关须对每季的出口退税情况以软盘形式向上级机关提供如下资料：
（一）海关信息出口额分类统计及预测退税表；
（二）出口退税进度表；
（三）特殊口岸出口调查明细表（由国家税务总局指定）；
（四）其他出口退税情况（由国家税务总局指定）。
第二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每年1月份将本地区出口企业的名称、海关代码、纳税人登记号上报国家税务总局。本地区出口企业如发生增加、变更或海关代码、纳税人登记号发生改变，应在变化后的一个月内将情况上报国家税务总局。
第二十一条 退税部门要将已办理退税登记的出口企业的有关资料录入计算机，建立本地区的出口企业管户库；出口退税政策等如有调整，应及时调整维护代码库。对骗税多发口岸、涉嫌骗税商品等，要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要求增加宏观调控特殊审核条件。
第二十二条 出口商品的计量单位以海关确定的计量单位为准。出口商品的计量单位与海关计量单位不一致并无法转换为海关计量单位的，经出口企业申请，退税部门严格审核后，可给该商品追加商品码（即商品扩展码），并在本年度内不能变更。
第二十三条 退税部门应及时对审核子系统的数据做“数据保护”处理，以防止数据丢失。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从1996年1月1日起执行。
试析制宪权通过文化认同获得权威
北安市人民法院 乔铁军
制宪权理论用“政治决断”解释了“人民”参与构建国家时作出的授权。但在现实中，采用制宪形式构建的政权并不总能获得人民的真实认同。当代立宪主义语境下，无论是构建国家，还是确立政权权威，执政者掌控和行使权力形式上都必须满足人民认同这个正当性标准，人民是根据文化统一行动的；所以，人民的统一认同实质上表达了文化的认同。只有在符合人民文化认同的权力话语基础上，才能构建起真正符合宪政精神的权威。人民如何要避免被僭越的危险，保证权力获得权威呢？那就必须要对权力作出真实的权威判断。
针对这个问题，韦伯提出了权威的类型化分析，试图通过探讨特定权威的内在规定，为权力获得权威确立起相应的规则。虽然现实中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单独对应他所说的某一类权威，不过当代立宪主义国家已经普遍接受了法理型权威为最重要的一种权威。根据这种理论，所有的团体成员服从一种“经由协议或强制的手段来建立”的“理性”所创制的规则，所有人都受到这种规则的“权力笼罩”，即所有人的服从或同意。这种规则的权力是掌权者获得权威的依据。然而，获取权威所需要的“所有人的同意或服从”是如何作出的，即什么是找到韦伯所说的“理性规则”及其程序呢？正是针对这个问题，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交往理论，建立一种找到人民真实意志的程序机制。他直接穿透了统一体形式，回归到以具体个人为单位的社会，提出个体通过平等自主的交往，表达对权威的认同，“随着从公民互相承认权利的横向社会联系到进行纵向社会联系的国家组织的过程，公民的自决实践得到了建制化……一种同主观自由内在地交叉的人民主权再一次同国家权力相交叉”，他走出了纯粹以政治统一体为主权权力的结构，在公民的自主聚集、论坛或其他团体中的自主交往循环中寻找人民意志。此时，人民对权力的权威判断是“通过一种建制分化的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交往预设和程序而得到实现的。”(11)即使不考虑这种“建制分化”的程序最终如何形成整体判断，哈贝马斯的交往程序理论必须要在平等自主的基础上推进，这就将交往规则变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如此便又回到韦伯理论中留下的问题上，即人民作出同意或服从的规则是什么。无论是“理性”还是“自主交往”，要突破掌权者所操控的规则限制，保证人民自主表达权威判断，并形成政治统一体对权力的真实权威判断，都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人民统一判断的形成路径在哪里？
统一判断，是施密特所说的“政治意识”，本质上就是人民的一种“共识”，它是人民能够形成政治统一体的关键，并直接指向制宪权所表达的政治意志。在施密特的制宪权分析中，这个政治意志构成了之后所有权力、权威有效性的“存在基质”，该“基质”凝聚了人民成为政治统一体的共识，并进一步成为人民对权力作出统一权威判断的基础规定。可见，“存在基质”是找到共识路径的重要基础。
“存在基质”表述在行使制宪权产生的实定宪法中，虽然不能认为这就能完整表达出政治统一体意志，但是它确是“包含着对特殊的整体形态有意识的规定，而这种整体形态是由政治统一体自行选择的。”暂时抛开“有意识的规定”表达的局限性，理论上讲，实定宪法是根据制宪权主体“前宪法”状态下的意志，对国家权力存在形态作出的有效决断，(12)这种表述过程说明，“存在基质”诠释的是“前宪法”状态下人民的意识，它是“有意识的规定”得以形成的基础。实际上，这个基础在定义项上完全与文化(13)的概念同义。文化指引了人民达成共识。可以说，人民正是在文化的支配作用下，选择了政治统一体具体的存在形式。文化才是决定政治国家权力是否能够获得权威认同的根本性规定。
就文化在权威形成中的作用，亨廷顿就早已指出，在冷战结束之后，“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国旗正在被正确地高高挂起……人们不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14)可到了新千年，当市场经济浪潮急速席卷全球时，这种由旗帜标示的文化认同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政治界限变得模糊起来，以至于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以“适度国家”为展开论述的视野，指明美国对伊拉克政权的民主化改造之所以失败，只是没有找到适度的“国家强度”：“‘华盛顿共识’本身并没有错……真正的问题在于国家在某些领域必须弱化，但是在其他领域却需要强化。”(15)试图将政权形态的判断，转换为一个纯粹数量学的技术问题。对此齐泽克批评福山指出：“基本的前提预设还是老一套……则我们都是美国人。那是我们的真实欲望——因此，所需的一切，就是人民一个机会，把他们从强加其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于是他们就会加入到我们的意识形态梦想之中。”(16)
美伊战争以失败收场，已经印证了：文化差异产生的隔阂无法由掌权者的权力优势而打破。在文化发挥作用时，首要便是界定自己所支配人群范围，辨识谁是“人民”，在这个范围内，人民才能遵循统一文化规则、能够形成统一意志，并成为具有统一行动能力的主体。这种作用机制被称为是文化认同，它支配着人民形成政治统一体，并参与构建国家。文化认同规定了人民对共同事务形成统一认识的规则和表达方式，直接作用于根本共识。对此，文本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种解决方案：找到文化认同；用它来寻求人民真实的政治意志，并通过它来实现对权力的权威判断。
伊拉克也许只是一个冷战后的局部战场，但是它却成为一个醒目的政治地标，提醒人们重新审视立宪主义国家构建的根本规则：掌权者必须根据文化认同获得人民的权威认同，而不是根据拥有权力这个事实本身。实际上，恩格斯早年在从发生学角度分析国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重视到这个问题。因为“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作为社会自我组织的手段，国家虽然在“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甚至“日益同社会相异化”，但仍始终服从“从社会中产生”这个根本规定。(17)这说明，人民不单是对国家组织的需求者，更是组织国家的主体。参与组织构建国家的人民正是借助于文化认同来表达自己对国家的需求。此时，国家因为产生于社会，所以它是以社会的边界为边界的，它正是文化认同在界定“人民”时构建起来的。所以，美伊战争的“美国梦”之所以会破灭，并不是因为“美国梦”本身是否美好，也不是因为伊拉克人民是否懂得“领情”。而是因为两个社会的“人民”不同，只有符合本土文化认同的权力才能获得人民的权威认同，也只有这种权力才能满足人民对国家的组织功能需求，确立起有效的社会统治。
相关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Ⅱ)：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309页。
(2) 参见[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8、86-89页。
(3)此处采用人类文化学的“文化”定义，这一领域对它的定义一般基于对“历史”或“传统”、“社会成员”或“民族”以及“行为”、“正当理由”或“规则”等范畴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讨论而展开。参见[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2页；参见陈晓枫：《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2-16页；刘作翔：《法律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5页以下。因此，本文对“文化”作这样的理解：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根据特定的自然条件、物质生产方式以及其他具体的时代条件等因素，在特定人群中形成的一套观念体系，它决定了这个群体中各个成员所共遵的生活信念、思维方式、价值准则和行为方式等。
(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5)[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6)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伊拉克：借来的壶》，涂险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页。
(7)参见[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1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