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信息化“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信息化“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安监总规划〔2011〕18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各直属事业单位、社团组织：
《安全生产信息化“十二五”规划》已经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安全生产信息化“十二五”规划
本规划依据《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的建设目标和内容，并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确定的指导方针编制。在全面分析全国安全生产监管、煤矿安全监察、应急管理和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领域）及冶金等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与挑战，以及加强新形势下安全生产工作对信息化建设的迫切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二五”时期安全生产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旨在实现安全生产领域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和共享，为政府创新安全监管监察方式、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供科学有效的保障手段，促进安全生产状况持续稳定好转。本规划是《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配套的专项规划，是“十二五”时期我国安全生产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是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和企业开展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的重要依据。
一、现状和面临的形势
（一）“十一五”时期工作成效。
“十一五”期间，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切实加强政务信息化建设，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在进一步完善基于互联网的外网平台和涉密网平台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国家安全生产信息系统（“金安”工程）一期、国家安全生产应急平台等一批重大政务信息化工程，初步形成了基于政务外网的专网平台及其数据库（简称“三网”，如图1所示），为安全监管监察、应急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了有效的信息技术保障。
图1 安全生产信息化服务体系
同时，引导和推动了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企业实施了安全监测监控、人员定位管理、应急避险和隐患排查治理等一批安全生产信息化工程，不同程度地提升了企业防范事故和安全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及部分地方安全监管监察机构成立了信息化工作领导机构，进一步加强了信息化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能力。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应用和服务等工作开始步入了规范发展的轨道，信息化为政府实施安全监管监察以及企业加强安全管理的保障能力不断提高。主要成效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实施了“金安”工程一期项目，初步形成了支撑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开展安全生产基础业务的资源专网及其应用系统。依托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和多种网络资源建成了覆盖全国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全部省级安全监管机构和大部分市(地)、县级安全监管机构的互联互通的广域网络，实现了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间数据、语音和视频信息的传输和处理。初步建成了面向安全监管监察及行政执法、调度与统计和矿山应急救援等业务信息系统，建立了企业安全生产基本情况、事故和执法统计等基础业务数据库，建成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非涉密业务办公、网络舆情分析和电子公文传输等系统，为日常行政办公、安全监管监察和事故应急管理等工作提供了基本的数据支撑，不同程度地提高了信息化对安全监管监察和行政执法的保障能力。
2．依托互联网推进安全生产政务公开和网上为民服务，进一步提高了面向社会公众和企业的服务水平。全国省级以上安全监管监察机构、80%的市(地)级和50%的县级机构基于互联网络建成了政府网站门户系统，及时发布安全生产政务、政策法规、事故调查处理、为民服务等信息，开展了安全生产信息查询、政府信息公开、安全生产建言献策等公共服务，一些地方安全监管机构开通了“12350”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特服系统，进一步加强了面向社会公众和企业的信息服务。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建设了安全生产网络舆情分析系统，为政府部门及时掌握安全生产舆情民意，正确引导安全生产舆论和科学决策提供了信息支撑。
3．加强了信息安全和保密工作，涉密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得到进一步提升。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按照涉密信息安全保密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了涉密计算机系统和应用系统的分级管理和保护工作。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扩容和升级了机关内部信息平台，进一步完善了机关涉密网办公系统的功能，通过了国家保密局组织的安全保密检查和测评，为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机关提供了安全的业务信息处理环境。
4．安全生产应急平台体系框架基本建立。国家安全生产应急平台作为“十一五”期间安全生产信息化的重点工程得到立项并实施。各地区积极开展了安全生产应急平台建设，北京、河北、辽宁、福建、江西、山东、湖北、广东、广西、云南等省级安全生产应急平台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各市(地)及部分县级安全生产应急平台建设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大连、青岛、南京、沈阳、南昌、南宁、威海、秦皇岛以及北京市房山区等城市安全生产应急平台建成并投入使用。安全生产应急资源数据库逐步扩充完善。全国安全生产应急平台体系框架初步形成，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和救援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技术保障。
5．高危行业（领域）企业安全生产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高危行业（领域）企业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国有重点煤矿全部安装了瓦斯监测监控系统和井下通信联络系统，井下人员定位系统以及其他应急避险系统正在全面建设；大型危险化学品企业建设了重大危险源监控系统、危化品车辆运输监控系统等；化工园区建设了安全管理与应急救援信息系统；非煤矿山企业建设了尾矿库安全监测系统；烟花爆竹企业建设了礼花弹流向管理系统。高危行业（领域）企业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等信息化手段，进一步加强了安全管理和事故风险防控能力。
6．安全生产信息系统运维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通过加强信息基础设施设备建设，完善了信息系统运行环境和安全保障系统，初步建立了运维保障制度。通过“金安”工程一期项目的实施，建成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网控中心、数据中心、培训中心和远程数据备份中心，以及供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使用的综合运维管理平台，提高了信息系统的整体运维保障能力。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和应用还不能满足安全生产工作的现实需要，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信息基础设施仍不完善。依托电子政务外网建设的全国安全生产专网还没有完全覆盖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信息网络、信息安全、运行环境等信息基础设施和设备尚不能全面保障日益增加的应用需求。
2．安全生产信息化发展不平衡，难以发挥整体效用。安全生产信息化状况在各地区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各类型企业之间差异较大，中西部地区、基层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和中小型企业信息化基础薄弱，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和企业基础信息难以有效采集。安全生产信息资源尚未进行全面规划，更难以得到有效开发和利用。企业与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之间尚未建立信息互联互通的传输通道，无法实现安全生产信息的交换与共享。信息化在加强政府安全监管监察、应急管理和企业事故预防等方面的整体保障作用不明显。
3．信息化尚未深度融入安全生产的核心业务。信息化驱动安全生产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的力度不够，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促进安全生产的工作进展缓慢。信息技术尚未全方位融入安全生产的核心业务，安全生产的业务流与信息流尚未达到深度融合与有机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安全生产信息化工作的成效。
4．安全生产信息化标准体系仍未建立。安全生产信息技术标准严重滞后，难以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项目由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自行组织实施，缺少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缺少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应用系统和数据库分类不同、库表结构和编码规范不一，严重影响了信息系统的应用推广和功效发挥。
5．安全生产信息技术支撑体系落后。尚未完全建立从规划设计、系统研发、工程实施到运维管理的信息技术支撑体系，没有形成面向安全生产领域的信息产业。基层安全监管监察机构、高危行业企业信息化人才紧缺矛盾突出，专业化、复合型人才不足，安全管理人员的信息化知识和操作技能滞后，影响了信息化的应用推进。
（三）“十二五”时期面临的形势。
“十二五”时期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的重要时期，是确保实现国务院确定的“到2020年全国安全生产状况实现根本性好转”目标的关键时期。
1．安全生产工作日趋复杂，提高安全监管监察水平需要信息化手段保障。“十二五”时期，我国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基础依然薄弱，高危行业（领域）产业布局和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制约安全生产的深层次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安全生产保障难度加大，城市运行安全风险加大，安全生产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加强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已成为政府履行安全监管监察职责、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的重要保障。
2．信息产业快速发展为安全生产信息化提供了机遇。以物联网和云计算为重点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已成为我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物联网研发应用，以信息共享、互联互通为重点的国家电子政务建设已列入我国“十二五”时期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信息产业持续发展，信息网络广泛普及，为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3．信息化建设对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水平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随着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信息化将不断渗透到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融入到安全生产管理的各环节。通过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对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环境的不安全条件进行有效监测和预警，实现企业安全生产信息的采集、处理和分析，是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水平的有效途径。通过企业与行业管理部门和安全监管监察机构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是监督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重要手段。
4．创新安全监管监察方式方法对信息化手段的需求更加迫切。安全监管监察对象点多面广、过程连续、动态变化，仅仅依靠传统的人工方式难以实现对安全监管监察对象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管理，迫切需要利用信息化手段创新安全监管监察方式方法，加强安全监管监察能力，提高行政执法效能。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紧扣《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目标，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国发〔2011〕40 号)和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关于信息化工作的要求和部署，推进安全生产信息技术创新，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和标准体系建设，强化安全生产信息系统开发和信息资源利用，推进安全生产政务信息公开，促进企业与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为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政府安全监管监察和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提供信息技术支撑和保障。
（二）基本原则。
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从安全生产工作全局出发，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安全生产对信息化的新需求，综合协调、科学推进各地区、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信息化的平衡发展。
以用促建，以建保用。以信息化建设保障应用的不断深化，以业务需求促进信息化建设不断推进，实现信息化建设与安全生产业务的深度融合。
统一标准，资源共享。加强安全生产信息化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不同业务类型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部门和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充分发挥安全生产信息化的效益。
夯实基础，安全可靠。依托现有多种网络资源，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信息系统安全、可靠和高效运行，提高系统的整体安全和使用管理水平。
精选示范，分类推广。在“十一五”时期安全生产信息化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隐患排查治理和应急管理等工作，选择重点地区先行开展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安全监管监察核心业务的试点工作，逐步形成企业、行业管理部门和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之间信息共享和交换的标准规范体系、典型业务系统及数据库，并在全国进行推广。
（三）规划目标。
到“十二五”末，基本形成覆盖各级安全监管监察、应急救援机构（基地）和有关单位的基础信息网络和安全保障系统，满足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业务应用的需要；初步建成共用共享的安全生产基础信息资源目录体系，有效支撑安全监管监察和应急管理业务，为安全生产形势分析和决策管理提供服务；通过重点工程建设，基本建成覆盖安全监管监察核心业务的信息系统、数据库和标准规范体系，提高行政执法和公共服务能力；通过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以及冶金等工贸行业信息化示范工程建设，形成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与企业信息共享的标准、互联互通机制以及典型业务系统；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创新安全监管监察方式，进一步强化对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的监督管理，为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促进全国安全生产状况持续稳定好转提供信息化保障。
——依托国家电子政务网络，基本建成覆盖各级安全监管、煤矿安全监察、应急救援机构（基地）和有关单位互联互通的基础信息网络和安全保障系统，初步实现与国务院安委会各成员单位的信息共享，具备新一代数据、语音、图像和视频等信息传输功能。
——按照国家有关涉密信息安全规定，建成符合涉密信息系统标准的机密级内网及其业务系统。
——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直管行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办理，以及中介机构管理等业务实现网上审批。市(地)级以上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建成政府网站，实现政务信息公开和行政许可业务网上办理。
——煤矿安全监察执法统计和安全生产调度统计等基础业务实现网上办理，基础信息入库率达到100%。
——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直管行业基础信息入库率达到90%以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基础信息入库率达到80%以上。
——基本建立安全生产信息化标准体系，制定安全监管监察和应急业务系统的基础信息采集标准规范以及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与相关部门间、与重点安全监管监察企业间信息共享和传输交换的标准规范。
——建成覆盖国家、省(区、市)、市(地)、重点企业和主要救援队伍的安全生产应急平台体系。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各省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的安全保障和运维服务体系基本满足信息系统运行需要，市(地)和县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明显加强。
三、主要任务
（一）安全监管监察业务系统建设。
1．煤矿安全监察系统：继续完善“金安”工程一期的煤矿安全监察执法业务系统，煤矿安全许可证等行政许可实现网上审批和全国统一配号管理。利用物联网技术建设煤矿企业基础信息采集系统，实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井下人员、设备、环境等信息的网络化动态巡查。建立覆盖煤矿职业卫生申报、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安全质量标准化矿井、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和重大事故调查处理等功能的管理系统。
2．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系统：继续完善“金安”工程一期建设的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系统，建立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基础信息数据库。建设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系统，实现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网上审批和全国统一配号发放。建设非煤矿山企业基础信息动态采集、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达标和隐患排查治理等系统，实现对非煤矿山企业的动态化安全管理。
3．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系统：继续完善“金安”工程一期的危险化学品监管系统。利用移动网络和3S等技术，建立基于物联网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的安全监管系统，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和隐患排查治理等系统，实现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和运输车辆的动态监管，掌握危险化学品企业危险装置和关键部位安全状态，为安全监管执法工作提供技术支撑。扩充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信息系统，实现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备案）网上申报和审批、执法检查信息管理以及与其他系统的信息共享，并实现与公安、工商、商务等部门的数据交换。
4．烟花爆竹安全监管系统：完善“金安”工程一期的烟花爆竹安全监管系统。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烟花爆竹流向网上查询、跟踪、管理等全过程监管功能以及生产经营重点场所（部位）视频监控与报警功能，为各级安全监管机构执法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5．冶金等工贸行业安全监管系统：建设冶金等工贸行业安全监管、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和隐患排查治理系统，实现对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基础信息、大型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的日常管理和动态监管。
6．职业健康监管系统：建立完善职业危害申报、检测、评价、中介机构管理、专家数据库等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职业危害相关内容的规范化管理。利用物联网技术建设职业危害场所相关信息的采集系统，实现对作业场所职业健康的动态监管。
7．调度与统计系统：继续完善“金安”工程一期建设的生产安全事故快报、事故统计和行政执法统计系统，扩充建设事故快报跟踪管理、应急管理统计等功能，拓展在工矿商贸等重点行业的职业健康统计功能，进一步扩充和完善全国生产安全事故分析及形势预测预警系统的功能和应用范围。
（二）安全生产应急平台体系建设。
进一步完善全国安全生产应急平台的应急管理与救援核心业务系统，实现国家、省(区、市)、市(地)以及国家和区域矿山救援队、重点企业应急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提高安全生产突发事件信息报送、资源管理、预案管理、协调指挥和应急评估等功能的实效；建设重大危险源监管系统，研制应急演练、预测预警和智能方案等高级应用功能，实现重大危险源信息的接入和综合展现，形成全国性的安全生产应急平台体系，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的保障能力。
（三）企业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
加强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高危行业及冶金等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物联网信息系统建设，推动企业（集团）级应急平台建设，推进生产作业环境的监测监控、安全管理和应急信息系统的应用。推动企业利用物联网技术对生产作业环境实现超前感知，提高对生产安全事故的预控能力。2011年，非煤矿山安装完成监测监控系统。到2012年，煤矿安装完成井下人员定位系统和通信联络系统；到2013年6月底，非煤矿山安装完成井下人员定位系统；到2015年，三等及以上尾矿库和部分位于敏感区的尾矿库安装完成全过程在线监控系统。积极稳妥地建设重大危险源监控系统；推动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企业安装运输车辆跟踪定位系统。到2015年，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高危行业（领域）及冶金等工贸行业各形成50家安全生产物联网信息系统标准化示范企业。
（四）信息化标准规范体系建设。
制定安全生产物联网等信息化的数据、业务、技术和管理标准，指导全国各级安全监管、煤矿安全监察、应急管理机构以及安委会成员单位接口建设和信息共享交换。编制企业安全生产信息接入规范、资源目录规范、业务功能规范、系统建设标准和标准使用指南等。
（五）信息资源规划和数据库建设。
1．信息资源规划：根据安全监管监察和应急管理业务职能，梳理安全生产信息资源，全面规划信息资源的采集、处理、存储、传输和使用，确定数据存储粒度、更新和交换共享机制。建立健全国家和省级数据中心，提高安全生产信息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研究确定企业安全生产信息采集范围和方式，整合各类信息资源，构建全面的安全生产信息资源。
2．数据库系统建设：扩充完善“金安”工程一期建设的数据库，形成安全监管与执法、煤矿安全监察与执法、安全生产应急三大类数据库，为安全监管监察和应急管理业务系统运行提供数据支撑环境。新建冶金、有色、建材、机械等工贸行业企业基本情况数据库、人才教育培训等业务数据库和综合办公数据库。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根据应用系统建设需求，进一步完善本地数据库建设。
3．数据共享交换系统建设：分析安全监管监察和应急管理等业务流程，以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为目标，建立安全生产整体业务模型和信息服务总线，在全国安全生产信息系统广域网内实现统一的数据交换接口，与安委会成员单位及有关行业（领域）企业共享基础数据，满足全国安全监管监察机构的多级数据集成需要，为应用集成和流程整合提供基础。
（六）政务办公及公共服务系统建设。
1．非涉密政务办公系统建设：进一步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完善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的政务办公、政府信息公开、公文管理、人事管理、档案信息管理等非涉密政务信息系统，提高政务办公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
建设重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系统，完善基于互联网的全国安全生产信息联网查询、安全生产舆情分析等系统，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信息化公开以及媒体和公众对安全生产工作社会监督的广度和深度。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创新党建工作方法，建设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的党建网站、党员信息库，推进基层党组织工作信息化，提高党建工作效率。建设党风廉政、监察、信访等政务系统，提高纪检监察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2．涉密政务办公系统建设：按照国家关于涉密信息安全管理的规定，拓展和完善内网办公系统、邮件系统、公文智能收发系统和基于GIS的安全生产形势分析系统，扩充完善内网数据库，加强涉密信息安全管理。
3．政府网站群建设：继续完善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政府网站为主站，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各业务司局、地方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为子站的政府网站群建设，重点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公共信息服务、网上办事和公众参与互动等系统建设。到2015年，所有市(地)级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政府门户网站。建立“一站式”服务窗口，依托专网数据资源实现对安全生产政策法规、许可、科技成果、安全评价资质等12类信息网上查询服务。继续深化公众参与网络互动平台建设，推动安全生产社会监督信息化，各级安全监管机构加快开通“12350”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特服系统。加强基于互联网的党建工作平台建设。对政府网站进行扩容和系统升级，保障网站安全运行。推进安全生产政府网站绩效评估工作。
（七）基础信息网络建设。
1．安全生产资源专网建设：依托国家电子政务外网传输通道，完善覆盖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应急救援机构（基地）和直属单位的安全生产专网，实现与安委会成员单位、煤炭行业管理部门以及相关单位的网络联通。重点加强市(地)和县级安全监管机构的基础网络建设，满足安全监管执法、调度统计等业务系统运行的实际需要。以无线网络、3G等移动网络和卫星通信网络为补充，实现与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的网络联接。
2．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涉密内网改造：按照“涉密最小化”的原则，进一步缩小涉密内网的覆盖范围，加强涉密内网的安全改造，强化用户终端的安全保障。更新密码系统并升级加密传输系统。调整涉密内网的政务信息系统，扩充完善内网数据库。
3．视频会议及IP电话系统建设：扩充完善视频会议系统和IP电话系统，覆盖到全国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将现有标清视频会议系统升级为高清视频会议系统，提高视频会议系统和IP电话的使用效率。
（八）安全保障与运行服务体系建设。
按照非涉密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和定级指南，完善安全生产专网及其应用系统的安全防护体系。进一步强化信息化人才和运维保障队伍建设，完善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网控中心、数据中心、培训中心和远程数据备份中心的基础设施和运行环境，保障安全生产专网的正常运行。扩充完善专网综合运维管理平台，实现对专网核心节点和骨干节点的基础设施、运行环境、网络设备及广域网传输通道的实时监控管理。制定完善系统运维规章制度和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安全管理，提高系统运维保障和应急处置能力。
（九）信息技术保障能力建设。
建设安全生产信息技术和安全保障实验室，开展信息技术产品应用于安全生产领域的专业化检测和验证，加强对业务系统的性能和安全性测试。加强安全生产领域信息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创建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大力开展信息化知识和应用技能培训，提高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信息化素能。研制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信息系统，充分利用互联网络、视频系统，开展远程教育培训。
（十）安全生产信息化成果推广应用
积极开展信息化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在煤矿等行业（领域）大力推广先进适用的信息技术装备，重点加强物联网技术在安全生产领域的应用推广。打造安全生产领域信息产业，加强专用信息产品研发。建设安全生产信息化成果转化平台，以应用需求为导向，形成产学研用相结合的信息技术研发、应用示范和成果推广的服务平台。以典型引路、示范带动推进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10个安全生产信息化示范城市。
四、重点工程
（一）国家安全生产信息系统（“金安”工程）二期。
依托国家政务信息资源、“金安”工程一期以及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所形成的信息化成果，建设满足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应急指挥机构以及有关单位业务信息处理的政务信息系统，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应用系统、数据库、基础信息网络、安全保障系统、运行服务体系和标准规范等六个方面。通过试点应用，形成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行业（领域）安全监管监察和应急、职业安全健康、统计分析等领域共用共享的业务系统和数据库，并在全国推广应用。制定适用于安全监管监察业务的建设、管理和技术标准规范。
通过“金安”工程二期项目建设，建成覆盖全国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应急救援机构（基地）以及有关单位的信息网络平台、安全和运维保障系统，实现各级安全监管监察和应急管理机构系统内、相关部门间、基层安全监管监察机构与企业间相关安全信息资源的共享交换，全面提高安全监管监察及行政执法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二）安全生产信息化标准体系建设工程。
在已有信息系统标准的基础上，编制安全生产基础信息网络、安全保障、运行环境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标准和技术规范。编制重点企业安全生产信息化装备标准规范以及安全监管、煤矿安全监察和应急管理业务所需要的信息技术标准，指导地方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与企业的安全生产信息资源规划、应用系统和数据库建设。编制与安委会成员单位的数据接口规范。通过标准建设，规范企业安全生产信息系统以及有关信息采集和分类编码标准，统一各业务系统底层数据格式，实现企业安全生产信息系统标准化，实现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安全生产数据的及时报送和更新。
（三）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监管工程。
紧密结合《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确定的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工程，建设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信息化监管工程，实现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工作的网上申报、业务办理、达标情况考核及评审管理等功能，重点实现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高危行业（领域）及冶金等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投入、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应用、生产设备设施运行管理、隐患排查治理等标准化达标内容监督管理工作的信息化，为动态跟踪检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进展情况提供信息化支持。
（四）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内外网改造工程。
根据国家电子政务总体要求，按照“涉密最小化”的原则，调整内外网环境及其应用系统布局，构建机密级内网应用平台，将原有非涉密政务办公系统整合迁移到专网平台，完善机密级内网基础平台和涉密应用系统，健全内网安全保密技术措施和管理制度。扩充专网信息平台，新建非涉密信息办公业务系统，实现信息公开、办公、通知、短信与安全监管监察业务系统的整合。扩容升级外网电子邮件系统。完成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机关办公相关应用的国产正版软件基础环境的升级改造。健全外网信息安全防护措施和管理制度。
（五）安全生产领域物联网技术应用试点工程。
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选择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行业（领域）和职业危害严重的企业，建设安全生产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有效感知人员、设备、设施、环境的安全状态信息，实现对生产经营活动中安全要素和职业危害因素的实时监控和智能处置，提升企业事故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通过与相关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建立信息关联，监督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主体责任，创新安全监管监察方式方法，提高行政执法效能。
建立国家安全生产物联网应用工程中心，推进安全生产领域物联网产业发展和技术推广应用，为信息化建设提供物联网专业技术支撑和服务，实现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企业和相关部门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
五、保障措施和条件
（一）加强组织领导，扎实推进信息化工作
充分发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和议事决策作用，协调有序开展安全生产信息化规划设计、项目实施、标准规范及规章制度建设等工作，解决信息化建设、应用和运维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全国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统筹规划，统一部署，协调推进信息化建设工作。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与应用工作，做到信息化工作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检查、有步骤地开展。
（二）健全项目管理制度，确保项目建设质量。
依据国家电子政务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规范安全生产信息化项目建设全过程管理，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建立健全项目建设管理制度，做好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前期论证和顶层设计，重视需求分析，加强对建设过程的质量监督和控制，提高进度控制水平，确保工程质量，提高投资效益。
（三）加强信息化培训，强化信息系统的应用效果。
通过专题讲座、业务培训、技术交流等形式，加强对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以及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的信息化知识和应用技能培训，推进信息系统的广泛应用。逐步建立信息系统应用评价制度，加强对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和有关单位安全生产信息化应用效果的考核监督，将应用推进工作落实到部门和个人，逐步纳入单位和个人的政绩业绩考核体系。
（四）保障资金投入，严格项目资金管控。
加大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及系统运维资金投入力度，积极争取各级政府财政支持，将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和系统运维资金列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或纳入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对项目建设进行资源、资金、效益等方面的可行性分析，制定合理的经济控制和评价指标，建立完善的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严格落实资金使用计划、工程付款和资金使用情况审核等管理制度，加强资金的监督管理。
（五）完善运维机制，提高系统安全保障能力。
充分发挥各级信息化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在信息化建设、应用和系统运维等方面的技术支撑作用，构建覆盖全国的安全生产信息系统运维服务体系，各省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要明确信息系统运维机构，市(地)和县级安全监管机构要指定专人负责信息系统运行维护工作，明确岗位职责，保障信息系统的安全运行。按照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和涉密信息系统管理的有关要求，建设完善的信息安全防护系统，保证网络信息安全。
古代中国判例法传统及其启示
周成泓
（西南政法大学 研究生院， 重庆 400031）
[摘 要]我国有着悠久的判例法传统，其产生原因有三，即经验哲学、贵族精神以及实用主义。由于我国盲目地引进大陆法系的成文法制度，造成了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失落。其解决方法就是实现法律形式与时代哲学的重新统一，引进判例法。
[关键词]古代中国；判例法；启示
一、古代中国的“混合法”传统及其发展历史
（一）古代中国的混合法传统
长期以来，人们，包括许多法学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崇尚制定法的国家， 而对古代中国的判例法却不甚了解。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古代中国除了有发达的成文法以外，还有发达的判例法。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古代，人们心目中的“法”远远不限于国家认可和审判活动确认的行为规范，那些在生活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客观行为准则也被纳入“法”的范畴，甚至成为最具权威的“法”。正因如此，能够表述“法”这一社会现象或行为规范的文字也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法、刑、礼、律、范、辟、则、彝、度、制、典、事，等等[1] 。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有着“混合法”的传统，即“成文法”与“判例法”的有机结合。具体说来，“混合法”包括两层意思：在立法方面，历朝历代在可能的情况下按照正规程序制定和颁布成文法，而在无现成的成文法可依，或虽有成文法但却明显不合时宜的特定情况下，则通过司法渠道以创制判例法的形式实行局部立法；在司法方面，适用成文法与使用判例相结合，在时机成熟时，再通过立法把判例吸收进成文法中。对此，曾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部长多年的居正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向来是判例法国家，甚似英美法制度”，在民法颁布之前，“支配人民生活的，几乎全赖判例”，“司法向来已经取得创造法律之权威”，“判例势力之伟大，实无可争辩”[2]。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史方面用力甚勤并颇有建树的武树臣先生，则将从西周到春秋的时期称为“家本位判例法”时代，而将西汉到清末的两千年称为“国家本位混合法”时代[3]。
（二）古代中国判例法的发展历史
从判例法的发展历史来看，汉以前是简单援引阶段，由汉迄唐是判例法的成熟阶段，至明清是判例法的发展阶段，其后是其衰落阶段。以下对其作一简要介绍。
从舜时的“皋陶造律”的传说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中国古代的成文法起源于司法实践，律生于例，律是例的固定和升华。春秋时期，晋国叔向抨击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所说的“昔先王议事以制”中的“制”即指沿袭已久的习俗、故事或成例。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封建社会取代了奴隶社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封建统治者们纷纷颁行了成文法，判例法从主要法律渊源退居次要地位，但它仍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
秦朝司吏断狱时，除律以外，可以适用“廷行事”，即以判案成例作为判案依据。汉承秦制，规定凡律无正条者，比附以为罪。《周礼秋官大司寇》载：“若今律，其有断事，皆依旧事断之，其无条，取比类以决之，故云决事比”。“决事比”与秦朝的“廷行事”相类似。不过，其种类更多，应用更广。汉朝的比分为决事比、死罪决事比和辞讼比三类。据史书记载，汉代可以作比附的案例十分繁多。
晋“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自此，例与法联系起来。北齐“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篇首”，称为名例律。
唐朝是我国封建法制成熟与定型时期，法制比较完备，在司法实践中，虽允许法律无明文规定时比照成例断案，但控制较严，并且注意以成文法规范判例法，以免引例破敕、以例害律。
宋初颇重律、敕。神宗即位以后，实行变法图强，法律形式也发生变化，不仅编敕地位提高，而且例也得到发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宋代的例有两种，一为断例，即审判案件的成例，另一为指挥，即尚书省及各部等官署下达的指令。高宗南渡以后，由于刑典的散佚，例的地位更趋重要。宋代各朝皇帝都有编例之举，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绍兴刑民疑难断例》、《乾道新编特旨断例》、《开禧刑民断例》等。至于指挥，就更是浩繁，仅是南宋宁宗年间就达数万件之多。
元朝的法律体系是一个集辽蒙古法、汉法、回回法在内的多元联合体。其法律统一的方式就是在继承本民族法律传统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吸收前朝的立法经验，将一些在审判中形成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判例经国家机关认可，并通过特定的立法程序加以分类汇编，成为统一的法律规范——“断例”，它是成文法与判例法的有机结合。
明代仍然采用以例断案的传统。明朝的“例”主要是刑部针对具体案件做出的判决，并经皇帝以上谕的形式批准，使其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因案生例的原则自此确立并盛行起来。明中后期的《问刑条例》将例提高到与律同等的地位，“以例辅律”、“以例补律”，律是正文，例是附注，例律并行。但在司法实践中，例优先于律。
清朝大体沿袭明朝。清代例的删定、编纂是重要的立法活动，由律例馆负责。修律的主要内容是将具有一般意义的判决提升为法律规范，删除和更正律文与例文、例文与例文之间的重复和矛盾。凡馆修入律之例实际上已被纳入制定法的范畴，成为《大清律例》的构成部分。清朝明确规定“既有定例，则用例不用律”。
自1840鸦片战争始，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陷入了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之中，富国强兵成为整个中国民族的必然选择。为此，清政府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其法制也开始了近代化转型。环视四周，当时的日本是一面改革成功的镜子，而“东洋复采诸西洋”，这就导致了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学理上，中国由日本而德国的“取经”之路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引进日德的成文法势必遏制中国固有的判例法的继续发达，从而中断了“混合法”传统。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新旧法制的递嬗又产生了判例法适用的空间，中国又形成了“国社本位”的“混合法”。但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判例仅具有事实上的效力而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所谓“备参考，供取资”而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一边倒”政策的施行，中国以前苏联为榜样建设自己的国家，法律制度建设也自然如此。而前苏联的法律体制除了其社会主义属性以外，在很大程度上继承的是德国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德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故而前苏联也实行成文法体制；此外，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理解，将判例法看成是资本主义属性的东西而予以批判，判例法彻底地衰落了[4] 。
二、古代中国判例法传统的形成原因
（一）经验哲学与判例法
我国法理学学者谢晖教授以法律所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为标准，将法律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建立在超验哲学基础之上的神启法，二是建立在先验哲学基础之上的法典式制定法，三是建立在经验哲学基础之上的判例式制定法。并且他还认为正是由于判例法与经验理性有以下逻辑上的关联，才导致了在经验基础之上生长起来的法律就是判例法：首先，经验哲学肯定事物间的差异性，而判例法强调对不同事物要不同对待，由此形成了二者间的可契通性。正是由于法官对复杂案件的具体分析产生了具体案例，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了作为一种制度的判例法。然而，具体经验又是如何走出狭隘迈向理性的呢？或者换言说，判例法中所包含的实践理性 是怎样产生的呢？这就是经验哲学对判例法的理性导向作用。其原理是：判例法所体现的是个别理性，而经验哲学所追求的是有关经验的一般理性，要使判例法在人类制度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需要将经验哲学这种更具一般性、普遍性的理论导入，以指导、甚至支配判例法的制作和运作[5]。
正像英国判例法的发达与其经验主义哲学的发达间具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一样，中国古代判例法的发达同样也与其经验哲学的发达间具有必然的逻辑关联。在中国哲学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尊重人们生活经验的智慧应是其基本特点。所以，在黑格尔看来，代表了中国文化最大成就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用也没有的——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6] 相应的，中国的文化是一个权变的文化——对此，李泽厚先生说道：“中国人的吵架，也习惯于由第三者调停、协商，和谐解决，而不重是非曲直的客观审断。所以，礼俗代替法律，国家变为社会，关系重于是非，调解优于判定，‘理无可恕’却‘情有可原’等等，也都成了直到今天仍普遍存在的现象。”[7]
（二）贵族精神与判例法
对于中国古代“混合法”传统的形成，武树臣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先秦的贵族精神为中国古代几度兴盛、连绵不绝的判例法提供了无形的精神源泉。判例法是宗法贵族政体的产物。法官与其他官吏一样都是世袭的。在敬宗孝祖、“帅型先考”观念的支配下，按照父兄先辈的故事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于是便形成了“遵循先例”的原则。当时的审判方式是“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临事制刑，不豫设法”，判例是立法的产物，又是司法的结果。
当时判例法产生的社会条件是：社会上存在着普遍公认的法律原则，这在当时就是“礼”；有一批善于在司法中立法的高水平法官；另外，还有一个允许法官独立进行立法司法活动的政治法制环境，即宗法贵族政体。关于第一个条件，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是法、类的根本性指导原则，正是礼为法官的灵活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在宗法贵族政体下，贵族与生俱来的身份因为得到神权和血缘意识的确认而带有无上尊严，从而使贵族个人的品行、好恶、举止、言行无不带有政治性和权威性。贵族个人人格的巨大政治效应使得贵族们非常重视个人品行的修养。此外，“学在官府”的庠序之教履行着干部培训学校的职能。个人修养加上官府培养教育使得他们具有较高的综合人文素质。此外，在贵族们看来，正如他们有权利匡正君主之弊一样，也有权利纠正君主颁布的法。再则，贵族精神崇尚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故而贵族统治者们拒绝接受固定、刻板、统一的行为规范的制约，这就使他们天然地喜欢判例法而讨厌成文法，他们宁愿运用自己的良心智慧和经验，而非刻板地遵守成文法来对案件做出裁决，贵族法官随时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情况创制新的判例，在司法中立法。
历史演进至战国、秦朝，集权政体与成文法的大潮将贵族精神与判例法冲得体无完肤。但是，西汉以后，儒家思想入居正宗，秦式旧法与之不协，加上成文法难以一气呵成。在这种特定背景下，判例法又复兴了——这就是汉代大儒董仲舒始作俑的“春秋决狱”[8]。
除却对奴隶贵族政体作了田园牧歌式的过分的美化之外，应当说，武树臣先生的上述分析是精辟入理的，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判例法产生的原因。
（三）判例法产生的根本缘由：实用性
除了以上原因外，笔者以为，判例法在我国产生和发展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实用”性，即在整个封建社会，大凡在无成文法或成文法不宜于实用之际，优秀的法官便会根据时代的需要，他们或则宣扬“议事以制”的合理性，或则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或则论证判例的重要价值，或则一言不发，把判例结集印行。从汉代的董仲舒到民国政府的法官们，他们都没有片面地推崇成文法，而是立足于人类前行的历史之上，勇敢地从传统习俗中寻找法源[9] 。
“诉讼是一国政治的晴雨表”，法院或法官在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同司法在该国经济社会中的基本作用的定位有关。由于社会国家观的转变，现代法治国家 在司法观上多强调司法是一种“国民福利”，在推行“司法积极主义”的同时，保障每位公民都享有“接受司法裁判”和“接近正义”的权利，最终实现社会的整体正义[10]。 由此出发，现代法治国家一般都实行司法能动主义，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弥合相对稳定的制定法与变动不居的社会之间的沟壑。美国著名法官霍姆斯曾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实用主义法律概念：“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他还认为，逻辑并不是法律发展中起作用的唯一力量，“逻辑形式的背后是针对相互冲突的立法理由的相对价值与轻重程度做出的判断。当然，这往往是未经道出且不知不觉的判断，然而却是整个司法过程的根基与核心所在”[11]。 笔者也以为，我们应当以功能型态度对待法律，要看重法律的实际效用——其衡量标准就是“社会福利”，即单个人生活之幸福的总和。“正义和一般效用,这将是指导我们进程的两个目标。”[12]
三、中国古代判例法传统对我国当今法制建设的启示
（一）现实：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失落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看到，判例法不是逻辑推理的产物，而是人们共同经验的产物，是以人们共同的生活习惯为基础的。黑尔曾经将判例法说成是集体经验积累的仓库，霍姆斯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他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是对于时代需要的自觉与不自觉的感受。”自清末我国法律的近代转型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我们学习大陆法系颁布了大量的成文法（制定法），然而法律施行的实际效果往往难以令人满意。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不过笔者以为，统治者们不顾我国悠久的判例（法）传统——进一步说就是权变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注重实用的民族传统文化，而一味急功近利地仿行大陆法系颁布成文法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这样做的结果除了是制定法虽日渐繁多但却仍不敷使用之外，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道德的滑坡。因为道德是以习惯、惯例为依托的，而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日趋开放，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习惯受变动性的冲击而渐失拘束力，以习惯、惯例为依托的道德的效力也随之降低。并且，自对外开放以来，西方思想的传入，使原有的道德评价体系受到了冲击，道德的单一体系已不复存在，一种多元化的道德体系已悄然而生。就这样，失去了道德依托的法律，其存在顿失依据，违法、避法现象大量滋生，而且违法也并非就是丑恶的，相反，能规避法律倒可能是件荣耀的事情。于是，道德与（制定）法便双双失落了；而且，这种双重失落还处于一种相互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
（二）出路：法律形式与时代哲学的重新统一
如何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笔者以为方法就是实现法律形式与时代哲学思想的重新统一。首先，传统思想中的法律应脱离道德的支配，即实现（道德）正义价值的内生（于法律）化；其次，改变单一的成文法律形式。当代各国的法制实践表明，任何一种法源形式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需要其他法源形式的补充和配合才能使整个法律体系良好地运行。当今，在法律形式上，特别是在法官造法上，普通法与成文法已非截然不同，二者的共同点正随着哲学思想的发展、统合而增多[13]。实际上，当今两大法系的差别并不在于是否承认法官造法，而是在多大程度上承认的问题。我国传统思想中的非常道、道的不可言说的思想相当流行，这可以为增加我国法律的灵活性提供思想源泉，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应时应景的判例（法）。另一方面，今时今日，人权、法治的全球潮流以及法本身的内在属性，又使得法的一定程度的确定性成为必需。故尔，制定法也成为不可缺少的法制因素。并且，笔者以为，在当今我国权力腐败包括司法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法官判案应当以遵循制定法为原则，只有当制定法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或者适用现行法律规定明显违反人情事理，显失公平时，法官才可以在依据法律的基本原则、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的前提下，结合实际情况创制法律——判例（法）。总之，笔者以为，我国宜选择“二元”的法律体制，采取以制定法为主、判例法为辅的法源形式，实行严格规则主义与法官自由裁量相结合。
（三）关键：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那么，又如何保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会遭到滥用呢？——时下的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提出这个疑问。笔者以为方法有三：第一，要对认定、变更、撤销判例（法）的组织机构及程序做出明确规定。我们可以借鉴法国和日本的做法，在拥有准立法权的最高人民法院 设立专门的由资深法官组成的判例委员会，专事甄别、选择判例之职能。同时由全国人大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判例法。这样，判例经过判例委员会选择并予以公布后便具有法律效力，下级法院办案时必须遵循，最高人民法院也不得轻易将之废弃。第二，加快法官职业化的步伐，大力提高法官素质。要严格执行《法官法》，把好法官入口关，时下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一些不具备法官资格的人当不了普通法官，但却可以被任命为法院院长、副院长，其荒唐性可以说是无以复加。这种现象如果不予以改变，《法官法》将在实际上遭到废弃。第三，利用程序加强对法官的控制。上述第一、第二点是法官裁判过程之外的控制。程序控制则是裁判过程之内的控制，它在法官日常司法过程中每时每刻起着作用。为了维护法的相对自治性，防止法与社会的直接短路，需要设置一些有过滤效果的中介装置，法律程序就是其中之一。程序可以限制法官的恣意，可以保证法官和诉讼当事人进行理性的选择；并且，与判例（法）机制直接相连的是程序具有“作茧自缚”的效应：经过程序而做出的裁判被赋予既判力，只有通过高阶审级的程序才能被修改；而且，先例机制迫使审判法院在今后的活动中保持立场的一贯性，对同类问题按照同样方式来解决。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缓和立法刚性过强的机制主要是采用法律试行的方案，在一定时间范围或空间范围内强化位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法律规范发展的契机，通过立法与司法的有条件的逆转、认知注意力的集中、反馈机制的利用等方法，来实现法律的动态妥当性。但由于当今我国的立法程序、诉讼程序均不完备，这种做法易生弊端，会导致反制度化的结果[14]。由此就更凸显了笔者于本文中所提出的“二元”法律体制的实践价值。最后，与英美具有发达的司法技术一样，判例法传统在我国虽古已有之，但却缺乏精细的司法技术，因此，道德因素、人情因素就在没有程序控制的条件下与法律直接对接，其结果就是法律的随意化、任性化。因此，要下大力气研究和发展司法技术。
注释：
关于“实践理性”，参见[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0－100页。
作这种转型主要是实行自由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大陆法系国家来说只是缓和其职权主义的问题，谈不上是转型。当然，这里所谓的转型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它并没有根本改变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律传统。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许多司法解释本身已经具备法律规范的要素，并且实际上也起着法律规范的作用，其作用甚至超过正式立法机关的立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