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对其“政策引导农民行为”所产生之不良法律后果负责－－搞“农业产业化” 农民赔了咋办？
（王政律师）
“农业产业化”已成为近几年各级政府喊得愈来愈响的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一项事关全局的战略口号或措施。有人认为：我国推出以“公司十农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直接突破了原有社区双层经营的局限，丰富了为农户服务的内容，提高了服务的水平，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对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充实、完善和发展，是农业经营体制的重大创新。
无疑，农业产业化的推广和实施，其成果是显著的，其意义也是重大的、深远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忽视，在现有政府依职权推广和实施农业产业化的前提下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其中，有部分农民伴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推广和实施走向了更加贫穷的境地，而政府又不想对他们采取必要的补偿或救助措施，结果，许多农民因此无以为生后或为了躲避债务，成为四处讨生计的“流民”。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们经常会收到这样一些农民兄弟打来的法律求助电话或请求提供法律援助的邮件信息（如政府“强行”让他们在某块地上“种烟叶”、“种棉花”、“种树木”、“种药材”等），这些农民主要想知道“政府该不该对这种政策引导下所产生的农民亏损或负债行为负责”的问题。如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武某、陈某、张某、刘某等人反映：他们积极响应“当地市、县政府推广奶牛产业化、鼓励养奶牛”号召，利用自有资金和政府低息贷款每人购买了数十头奶牛，结果当年就遭遇到奶牛和牛奶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情况（原先每头一万八千元的奶牛价格降到三千元），导致他们每家每户都背上了几十万元的债务（债务多为银行贷款、而且每家都有几个贷款担保人）。巨额亏损使他们感觉生活失去了指望，他们也想咨询“政府是否该对他们的负债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
该咨询问题涉及到国家行政法、现有农业政策等领域的法律、法规或政策之规定，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本文试图从法律分析角度提出问题，希望引起广大公众和社会同仁们的关注。
一、政府必须要依法推行“农业产业化”
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社会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是政府各级管理部门的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行政职能。目前，我国仍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更是各级政府管理部门要实现“强国富民”目标的头等大事。不可否认，“农业产业化”的提出和推广也是仅仅围绕这一目标来进行的，但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基层政府在推行产业化过程中，有没有考虑到是否违反国家基本法律的问题？如何行使其职能的问题？怎样才能达到其既定的目标问题？
目前政府通常的做法是：1、先确定一个指导思想，无非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动力，着力培植……生产基地，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满足……需要，全面提高……竞争力，促进……高效快速发展” 等鼓舞人心的口号。2、然后制定任务目标（也未必切合实际的目标），如描画出“哪年哪月达到种植……多少亩，养殖……多少头，……产量达到多少吨，创造经济效益多少多少万元，把我市/县或乡/镇等建设成为……重要基地”等令人为之振奋的宏伟蓝图。3、最后组织落实，包括制定扶植政策和采取工作措施。扶植政策往往是“财政奖励”、“补贴”、“低息贷款”等内容；工作措施则包括“宣传引导”（往往夸大收益忽略风险）、“狠抓落实”（往往采取变相的强迫措施）、“建立服务体系”（往往只停留在纸面上）等方面。
总之，政府部门认为：其已经为农民实施产业化经营想得非常周全，似乎该想到的其都已经想到了。但是，我们在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推广“农业产业化”的政策或文件中，不曾发现政府制定这些政策或文件的“合法性”依据内容。我们认为：政府在制定这些有关“农业产业化”的政策或文件中，首先应当进行合法性论证，然后再考虑其可行性的问题。即政府有关职能部门首先应想到其推行的“农业产业化”是否符合《土地法》、《草原法》、《森林法》、《国土资源规划法》、《环境保护法》等国家基本法律规定？是否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违反我国民事或行政侵权方面法律规定？（将财政资金转入商业银行放贷）是否违反国家财政、金融、信贷等方面法律法规等？简言之，即如果政府制定的有关“农业产业化”政策与国家法律法规相冲突该怎么办的问题。显然，目前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制定有关政策时是没有将上述有关法律法规纳入其考虑视野范围的。
所以，我们建议：推行“农业产业化”的各级政府部门首先应建立对其制定的政策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机制，必要时，必须通过人大“听证程序”；在其制定的相关政策文件中，必须说明相关的法律依据或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相冲突的专家论证意见。唯如此，才能避免政府随意制定相关农业产业政策的盲动性，才是“依法行政”的真正体现，才能减少“人治专擅”所造成的被动或破坏结果。
二、政府要充分考虑或披露“农业产业化”所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通常情况下，如果政府制定的“农业产业化”目标适度，引导措施得当，农民积极配合，产品适销对路，其所取得的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尤其是市场化运作，其存在的系统性风险更是无法回避的。
针对政府推行“农业产业化”而言，其系统性风险主要表现在：1、政府在推广种植、养殖或加工农产品的过程中，制定目标会脱离当地耕地、水源、草地、生态等资源和人口实际，造成当地耕地大量减少、水源短缺、林地破坏、土地沙化等生态和环境问题。2、为完成任务目标，原政策引导可能在实施中会变相成为“强制”性措施，农民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或农民的承包经营收益受到政府侵害。3、当政府面临财政危机时，原答应或承诺给农民的一些奖励或补贴措施会无法或不能及时兑现，招致农民的不满，从而产生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问题。4、当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或遇有农作物、牲畜疫病流行的情况，会使政府鼓励或要求的种植、养殖或加工的产品大量减产或没有收成的问题。5、当遇到政府鼓励或要求种植、养殖或加工产品的市场行情产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可能会造成农产品严重积压、农民收入大为减少，甚至严重亏损的结果，造成政府通过推行“农业产业化”富民目的不能实现的问题。6、当政府无法解决农民因积极响应政府推行的“农业产业化”政策号召而招致的血本无归、债台高筑困境时，可能会造成大批农民四散流亡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
如此众多的风险，政府在推行“农业产业化”时，总不应该完全视而不见吧？政府不应该只想到自己的政绩或形象而不考虑“农业产业化”的可行性或失败的后果吧？即便政府已想到有关风险，是否还想到或制定好有关的风险防范或化解风险的措施呢？
所以，我们建议：推行“农业产业化”的各级政府部门除了要对产业化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查外，还必须进行农业产业化实施的科学论证或可行性分析，必须建立起严密的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对“农业产业化”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必须要向农民提示。不要只想到推行“农业产业化”会如何装满农民的“口袋”，会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还必须想到农业产业化不成功或暂时遇到困难怎么办？必须想到农民赔了怎么办？唯如此，才能将推行“农业产业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才能帮助一些政府领导避免一时冲动“拍脑袋”作决定，才能体现我们的政府才是真正对农民负责任的政府。
三、政府要对其“政策引导”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按照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政府的政策引导行为不属于产生国家强制拘束力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诉讼法上的可诉性。也就是说，即便是农民积极响应政府的“农业产业化”政策造成自己倾家荡产的不良后果，政府也不会承担“政策引导错误”的行政责任。可怜的农民也只有自认倒霉的份儿！
但是按照现代政府应当因“为民众谋福利而存在”的道德依据，按照“有损害必有救济”的基本法治原则，按照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政精神，不管是哪级政府，都应当对自己行为（包括积极作为和消极不作为行为）所产生的侵权或损害结果负责。我们认为：政府应当对推行“农业产业化”通过“政策引导农民”所产生的不良法律后果负责。这是因为：1、推行“农业产业化”的政策是政府制定的。2、该政策的宣传和组织落实直接引导（个别情况下应属于“误导”）了农民种植、养殖或加工农产品的行为。3、政府推行“农业产业化”的政策与农民种植、养殖或加工农产品所招致的损失存在客观因果关系，即具备侵权行为的基本构成要件。4、如果政府对他们的损失不负责任可能会将这些农民推向更加难堪的境地，久而久之，政府会失去这些农民的信任，造成更多的社会不和谐因素。5、目前，世界多数国家对类似农业损失都有相应的补贴措施。如日本，政府推行对农业采取严厉的保护措施，政府对自己政策行为所给农民造成的损失都承担相应的法律赔偿责任，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其合理性方面。总之一句话：政府搞“农业产业化”，农民赔了必须要给予相应的补偿或赔偿。
我们建议：针对目前“农业产业化”推广和实施不规范状况，国家应加强立法，及早制定此方面的法律法规，必须通过法律形式规范“农业产业化”的推广和实施；政府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完善当前对农业和农产品的财政补贴制度，对因推行“农业产业化”而给农民造成的损失加大补贴力度和增加补贴方式；建立对政府推行“农业产业化”所产生损害的诉讼救济机制，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推动社会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
综上，本文目的旨在提出政府推行“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希望有关部门搞好“农业产业化”政策实施的调查研究工作，及时解决并重视其间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问题；同时，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社会同仁来关注和研究这一问题。
2005年10月16日
王政律师 北京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010-84985858,5959,6060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汇宾大厦A408室
甘肃省公证工作条例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公证工作条例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1月31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引导当事人依法从事民事、经济活动，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保护国家利益和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公证机构是国家设立的专门证明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国家公证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各级人民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门是公证工作的主管机关，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证工作。
公证机构的设立由省司法行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审查批准，报司法部备案。
第三条 公证员是经国家考试合格并由省司法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取得资格，在公证机构专门从事公证工作的法律专业人员。
公证员履行职责时应当持有司法部统一印制并由省司法行政部门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员执业证》。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严格考核公证员的执业情况，加强执业证年度注册管理。未办理年度注册手续的，不得从事公证业务工作。
第四条 公证员必须严格依法办理公证，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保守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秘密。
第五条 公证事项由当事人住所地公证机构管辖；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公证机构管辖。法律行为、事实发生地与当事人住所地不一致的，由法律行为、事实发生地公证机构管辖。
涉及不动产的公证事项，由不动产所在地公证机构管辖。但遗嘱、赠与、声明中涉及不动产的除外。
收养公证由收养人住所地公证机构管辖。
第六条 同一公证事项，应当由同一公证机构办理。两个以上公证机构都有管辖权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公证机构办理。
第七条 公证机构之间因管辖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指定管辖。
涉外收养等特殊公证事项，由省司法行政部门指定管辖。
第八条 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证明下列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
（一）合同（契约）、协议的订立、变更和终止；
（二）委托、遗嘱的设立、变更与撤销；
（三）财产继承、赠与、分割、抵押、有偿转让、委托代管；
（四）有价证券的发行、上市，票据的背书，拒绝承兑，拒绝付款；
（五）接受、放弃民事权利的声明；
（六）其他法律行为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九条 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证明下列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
（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的民事权利；
（二）民事行为能力；
（三）出生、生存、健康、死亡、学历、经历、身份、居住；
（四）亲属关系、婚姻状况；
（五）受、未受刑事处罚；
（六）继承权的确认；
（七）不可抗力事件；
（八）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资格、章程，资信情况，财产清点、评估、清算，法定代表人资格；
（九）债务的担保或者履行状况；
（十）保险财产的估价，保险责任范围内损失价值的确定；
（十一）文书、证件的制作日期以及签名、印鉴的属实；
（十二）文书的副本、节本、译本、复制本、影印本与原件相符；
（十三）其他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
第十条 下列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应当办理公证：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出让、转让合同；
（二）城镇房屋等不动产的买卖、抵押、赠与、分割合同；
（三）商品房的预售合同，拆除依法代管房屋的补偿、安置协议；
（四）国有、集体企业的租赁，或者拍卖、兼并和产权转让合同；
（五）大中型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和工程承包合同；
（六）抵押贷款合同；
（七）经国家批准发行的股票认购申请表抽签，依法向社会发行的各类奖券、彩票的开奖活动；
（八）收养关系的成立或者解除；
（九）公派出国留学人员与选派部门签订的出国留学合同；
（十）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办理公证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办理下列与公证有关的法律事务：
（一）清点财产，封存样品；
（二）保管遗嘱或其他文书；
（三）保全证据；
（四）调解经公证的合同、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
（五）代写法律文书；
（六）解答法律咨询；
（七）承担公证法律顾问。
第十二条 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申请办理以下提存公证：
（一）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或延迟受领债之标的的；
（二）债权人不在债务履行地又不能到履行地受领的；
（三）债权人不清、地址不详，或失踪、死亡（消灭）其继承人不清，或无行为能力其法定代理人不清的；
（四）合同、协议中约定以提存方式给付的；
（五）保证人、抵押人或质权人为保护债权人利益，申请将担保物（金）或替代物提存的；
（六）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因执行公务而申办提存公证的；
（七）监护人、遗产管理人为保护被监护人、继承人利益，申请将所监护或管理的财产提存的；
（八）遗嘱人、赠与人为保护遗嘱受益人或未成年的受赠人利益，申请将遗嘱所处分的财产或赠与财产提存的。
第十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债权文书，公证机构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可以出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由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一）债权文书真实、合法；
（二）债权文书以追偿债款、物品为内容；
（三）债权文书中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时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
（四）给付的标的物的数额、时间、地点、方式具体明确。
第十四条 公证机构对符合下列条件的申请应当受理：
（一）申请人与申请的事项有利害关系；
（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申请的事项无争议；
（三）申请的事项属于公证机构的业务范围；
（四）申请的事项属于受理公证机构的管辖范围。
对于不真实、不合法的申请事项，公证机构应当作出不予受理或者拒绝公证的决定，并通知当事人。
第十五条 当事人办理公证，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除申请办理遗嘱、赠与、收养、解除收养、委托、声明、生存以及其他与当事人人身有密切关系的公证事项外，当事人可以委托他人代理申请。
不能委托他人代理申请的事项，当事人确有困难不能到公证机构办理的，公证机构应当派二名公证人员到当事人所在地办理。
第十六条 公证人员办理公证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当回避，当事人也有权申请他们回避：
（一）是本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正确办理公证的。
当事人申请公证人员回避，应当在公证申请受理后、出证前，用口头或书面方式提出，并说明理由。
公证机构负责人的回避，由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决定。公证员、公证员助理、翻译、鉴定等人员的回避，由公证机构负责人决定。
第十七条 公证机构受理申请后，应当查明当事人的身份和民事权利、行为能力，审查当事人申请的事项，以及所提供的证件、材料是否真实合法。证件、材料不完备或有疑义的，可以要求当事人补充或澄清。
当事人应当向公证机构如实陈述事实，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第十八条 公证人员在办理公证过程中，有权就公证事项进行调查，依法查询有关档案、资料、资产等情况，检验物证，勘验现场。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协助公证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第十九条 公证机构对专业、技术性事项，可以委托专业机构或技术人员进行鉴定。
第二十条 公证机构办理公证事项应当在受理之日起，一个月内办结。遇有特殊情况，经公证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办理期限，但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延期的原因应当告知当事人。
第二十一条 公证机构办理公证事项无法通知当事人时，应当公告通知，并在公告中写明期限。公告的期限不得少于六十日。公告期限届满，视为送达。
第二十二条 公证机构发现已出具的公证书不真实、不合法的，应当作出撤销该公证书的决定，并通知当事人。
司法行政部门有权撤销所属公证机构出具的不真实、不合法的公证书。
第二十三条 公证文书具有法律上的证明效力。同一事项，其他证明与公证证明不一致的，以公证证明为准。
人民法院、仲裁机构、行政管理机关应当以公证文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由原公证机构或司法行政部门撤销，或者由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裁定其无效，并书面通知原公证机构。
第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接到申请人提交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后，应当依法及时执行。发现公证书确有错误的，可以裁定不予执行，并将裁定送达当事人和公证机构。
第二十五条 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对公证机构作出的不予受理、拒绝公证、撤销或者不撤销公证文书的决定，或者对司法行政部门作出的撤销公证文书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主管该公证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或者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六条 公证机构对出具伪证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应当建议有关部门追究其责任。
对伪造、变造公证书，伪造公证印章，或者阻碍公证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公证机构必须严格依照国家有关部门核定的标准收取公证费。
因公证机构的过错，致使公证书错误的，撤销公证书，所收公证费全部退还当事人；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或其他损害的，应当酌情给予赔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公证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故意刁难当事人以及出具假证的，视情节轻重，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停止办证三个月至一年，直至吊销公证员执业证、取消公证员资格；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1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