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关于“销售不动产”及其他有关营业税征收问题的具体规定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关于“销售不动产”及其他有关营业税征收问题的具体规定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
市局各直属分局，各区、县国家税务局，浦东新区财税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营业税税目注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问题解答（之一）的通知》的精神，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现对本市范围内“销售不动产”及其他有关营业税的征收问题具体规定如下：
一、关于销售不动产的范围
纳税人发生销售本市范围内的不动产的行为，应按规定计缴营业税。不动产包括商品房、住宅房、办公楼、商业用房、生产生活用房等等，旧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土地附着物（以下简称“房产”）。但不包括活动房的销售。
二、关于销售不动产的计税依据问题
纳税人销售自建房产（是指纳税人自己投资建造的房产），应按销售收入依5％的税率计征营业税；纳税人购进房产（其他人投资建造，购进后无需继续投资建造的成品房，包括成品期房）再予以出售，按销售收入减去购进价格后的余额依5％的税率计征营业税。销售收入包括销售房
产的同时，价外收取的各种其他费用，如服务费、咨询费等等；购进价格仅指购房原价，不包括因购房发生的其他费用，并且必须凭购进发票计算扣除。
三、关于将在建房产（或已建成的房产）以各种名义（指联建、参建、搭建，下同）转让给其他单位的征税问题
（一）纳税人开发商品房建设项目，如果是开发商共同列项投资开发，并且以非闭口价形式共同签订开发合同，开发后各方按投资额、按比例分得房产的，不征收营业税；如果虽然是开发商共同列项投资开发，但一方采取闭口价形式让另一方或几方参与开发的，则对其取得收入视同销
售不动产，照章征收营业税。闭口价是指一方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约定的房产售价与另一方签定的共同开发合约。
纳税人开发商品房建设项目，如果是列项后再让其他方参与联建、参建、搭建的，则不论其以何种形式、何种价格转让，均应按规定照章征收营业税。
（二）纳税人开发职工住宅建设项目或动迁用房建设项目，如果是开发商共同列项投资建设，其营业税的征收办法按商品房建设项目的征收规定处理。纳税人开发职工住宅建设项目或动迁用房建设项目，如果是列项后再让其他方联建、参建、搭建的，除按房产造价成本转让视同共同投
资建房暂不征收营业税外，其他应一律按规定征收营业税。
房产造价成本是指土地成本、建房工程成本以及其他费用，计算公式为：
房产造价成本＝土地成本＋建房工程成本＋其他费用
“土地成本”是指购进土地的价格折换成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上的价格。
“建房工程成本”是指支付给建筑安装单位的实际造房工程费用。如果支付给建安单位的实际造房工程费用中未包括材料价款的，其为造房而购进的材料所支付的价款也可列入建房工程成本。其他如支付的市政配套费等等不得列入“建房工程成本”中扣除。
“其他费用”是指支付的设计费、市政配套费、管理费等；为便于掌握，统一规定按建房工程成本的50％计算确定。
房产造价成本的核定，统一由市局视情况定期调整。
如果纳税人发生联建、参建、搭建的收入已发生，房产造价成本尚无法确定时，应对其取得的收入先按规定征收营业税，待房产造价成本结算并经税务机关审核认定后，按规定予以调整。
纳税人在开发职工住宅建设项目或动迁用房建设项目时，如果将其改变为商品房建设项目，应一律按商品房建设项目的营业税征收规定计证营业税。
各区（县）、各系统住宅办（公司）以集资名义向企、事业单位征集建房资金，然后将建成的房产的永久使用权（或产权）分配给企、事业单位，这种行为实际上是预收房款建造销售房产的行为，应按规定征收营业税。具体计征营业税的办法可比照本条职工住宅建设项目或动迁用房建
设项目的征收规定掌握确定。
（三）纳税人将在建的其他房产（如办公楼、商业用房、生产生活用房等）以各种名义转让给其他单位的，其营业税征收办法按本条第（一）点“商品房建设项目”的征收规定确定。
（四）纳税人将已列项的房产开发项目，但尚不符合预售房产条件，以“楼板价”等形式转让给其他单位开发或共同开发，应一律按“转让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转让”税目按转让额全额计征营业税，不得扣除其他任何费用。同时，受让方支付的“楼板价”，不得作为今后房产出售
时的购进价从计税依据中扣除。
“楼板价”是指开发商将已列项的房产开发项目上的土地价值按所需建造的房产建筑面积折换成一定价格后对外转让的价款。这个转让价格不包括房产的建筑工程造价，仅仅是土地的价值体现在要建造的房产建筑面积上的一种形式。
如果纳税人以此种形式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换取房产，或者既取得货币收入又取得房产的行为，其营业税计征办法比照沪地税一（1995）56号《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有关营业税问题的具体征收规定》。
（五）参建、联建单位以及其他购房者将购入的房产（包括参建、联建单位的房产）由于种种原因再委托原房产开发商（或以原房产开发商的名义）对外销售，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应一律按委托销售房产的征税规定计征营业税。具体征税办法比照本规定第七条意见处理。
四、纳税人以房产换取土地使用权行为的征税问题
纳税人以出资造房形式，与土地方联合开发或独立开发房产项目，房产建成后，纳税人按一定比例与土地方共同分配房产。在这一过程中，出资造房的纳税人以部分房产所有权（或永久使用权，下同）换取了土地方的部分土地使用权，发生了转让房产所有权的行为，应按“销售不动产
”科目计征营业税。同时，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发生货币结转，因此，具体计税依据可按以下原则确定。
（一）以房产换取土地使用权，如果房产系一般住宅（即高层为钢砼结构、多层为混合结构），计税依据按换出房产建筑面积的造价计算确定，即多层为867元／平方米，高层为1123元／平方米〔多层建筑以七层以下为标准（含七层），七层以上为高层建筑〕。
（二）以房产换取土地使用权，如果房产系高级住宅、商办楼或其他建筑物，其计税依据必须按换出房产的建筑面积的实际造价成本报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确定。如果实际造价成本暂时无法确定，可先按房产预算造价成本报税务机关审核后计征，待实际造价成本结清后，按实清算
。
（三）纳税人以房产换取土地使用权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受让土地使用权的当天。
（四）纳税人以房产换取其他实物的，亦应按规定报主管税务机关核定计税依据后征收营业税。
五、关于房屋交换的营业税征税问题
对房屋交换过程中的营业税征收问题应按以下情况分别确定：
（一）纯粹以房屋交换房屋，调出调进方不另外再获取对方补偿收入的，对双方的调房行为暂不征收营业税。
（二）调房过程中，双方除交换房屋外，其中一方另外取得对方给予的补偿收入，对取得补偿收入方应按其补偿收入征收5％的营业税。
（三）调房过程中，调出方未直接换取另一方的房屋，而获取货币收入的（或其他利益），对调出方应按“销售不动产”税目征收营业税。
六、关于房产企业（或住宅办、住宅开发公司）接受委托代建房产行为的征税问题
房产企业（或住宅办、住宅开发公司，下同）以接受企业单位或其他部门委托建造房产，房产建成后，房产企业以房产成本与委托方结算，另外按一定的百分比收取管理费或分得房产。对这种形式的委托代建房产，按以下情况分别计征营业税：
（一）受托代建的房产如果由受托的房产企业列入其开发计划，则不论受托方与委托方如何结算，均应按结转的房产造价成本及收取的管理费（如系取得房产的，则按规定折换计算）一并依“销售不动产”税目计征营业税。
（二）如果受托代建的房产列入委托方的房产开发计划，按以下办法计征营业税：1．受托方将房产建成后同时向委托方结转房产成本并收取管理费的，对受托方结转的房产成本及收取的管理费一并依“服务业”税目计征营业税：2．如果受托方不垫付资金，不负担房产造价成本的结
转，仅是收取管理费，所有的房产建造成本由委托方自行负责，则对受托方仅就其收取的管理费收入计征营业税。如果受托方以取得房产的形式来代替管理费收入，则对其取得的房产按规定折换计算后计征营业税。
（三）对房产企业接受各级政府部门委托代建职工住宅房、动迁用房的，可凭有关政府部门的代建造房文件，报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暂按收取的代建管理费收入计征营业税。如果房产企业将代建的房产自行对外销售，则应就销售收入按规定计征营业税。
七、关于房产企业（或其他单位，下同）接受委托代销售房产行为的征税问题
房产企业接受其他单位的委托销售房产，应按以下规定征收营业税：
（一）房产企业受托销售房产，如果由受托方开具销售发票，应由受托方依“销售不动产”税目按规定征收营业税，受托方在销售房产时向购买方收取的中介费（或手续费、服务费）应并入售房款中一并计征营业税，受托方划转委托方的售房款可以凭委托方的收款凭证（发票或企业正
规收据）从计税收入中扣除；受托方从委托方取得的中介费（或手续费）收入应按“服务业——代理服务”税目征收营业税。
（二）房产企业受托销售房产，如果由委托方自己开具销售发票，受托方仅向委托方或购买方收取中介费（或手续、服务费），对受托方仅就中介费等收入征收营业税。
（三）委托方从受托方房产企业取得的售房款，不论是否向受托方开具发票，均应按“销售不动产”计征营业税，其支付给受托方的中介费（或手续费），不得从中扣除。
八、关于受托动、拆迁取得的收入的营业税征税问题
纳税人接受其他单位委托（包括接受政府有关部门委托），对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的单位和居民进行动、拆迁工作从委托方取得的收入，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被动、拆迁单位和居民所需的费用；另一部分是为拆除建筑物、平整土地所需费用。对受托方取得的这些收入，可
按以下情况征收营业税：
（一）受托方接受动、拆迁项目时，如果动迁房源由委托方提供，受托方仅负责动、拆迁组织服务工作和拆除建筑物、平整土地等工作，则对受托方取得的收入可扣除支付给单位和居民的补偿性费用后的余额依“服务业”税目计征营业税。
（二）受托方接受动、拆迁项目时，如果动迁房源由受托方负责提供，则对受托方取得的收入扣除支付给单位和居民的补偿性费用及购买动迁房源的价款后的余额依“服务业”税目计征营业税。
（三）如果受托方将拆除建筑物、平整土地等建安业务再委托其他单位进行施工作业，则受托方可扣除这部分费用后的余额依“服务业”税目计征营业税。
（四）受托方接受有关政府部门委托，对受托土地上的单位和居民进行动、拆迁工作，政府以无偿提供该土地或其他土地形式作为受让方进行动、拆迁工作的补偿，对受托方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不再作价计征营业税，同时，对受托方进行动、拆迁工作所支付的费用也不得在今后的房产经
营或土地转让中扣除计征营业税。
（五）受托方在直接参与政府有关部门对外商进行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过程中，同受让土地的外商直接签订土地动、拆迁合同，并直接从该外商取得动、拆迁工作的补偿收入暂缓征收营业税。
九、关于其他出售房产行为的征税问题
（一）纳税人以拍卖、转让企业为名，在企业的债权、债务未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将房产估价后出售给其他单位，另外，由于受让方的需要，原企业的部分人员也随之被受让方有选择地招聘。对这种形式的所谓拍卖、转让企业的行为，实际上是纳税人出售房产的行为。因此，在这一过
程中，不论原企业的人员是否被受让方聘用，其房产价款收入均应按规定征收营业税。
（二）企业以房产为抵押，发生无法偿还债务而将房产转让给债权人的行为，应按销售不动产计征营业税。其计税依据按所抵押的债款额确定。
（三）纳税人将长期租用的公有房产，因各种原因发生转让从续租方（或受让方）取得的补偿收入，比照转让房产使用权行为照章征收营业税。
（四）纳税人以投资为名，但在不改变被投资方或所谓的联营方的股本结构变化，并且在财务会计处理上也不作长期投资的情况下，将房产提供给其他单位使用，并按定额取得收入的行为，实际上是出租房产使用权的行为，对其取得的收入应按租赁收入征收营业税。对纳税人以房产与
外商合作经营，其取得的收入应按沪地税地（1995）52号《关于企业置换土地使用权税收处理问题的规定》第5点的意见处理。
十、纳税人为解决人均4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户而以市府规定的优惠价出售的房产，可凭有关解困证明暂缓征收营业税；纳税人在贯彻本市房改政策工作中，将居民或职工租住的房屋以市府规定的办法和价格出售给居民或职工的收入免征营业税。除此以外，纳税人出售的其他房产，
不论是商品房还是住宅房、系统房，不论出售的是房产所有权还是永久使用权，不论出售给单位还是个人，均应按规定征收营业税。
对市政、住宅系统拆迁中或其他形式分配给居民的住宅因增加面积而计价收款的部分，亦应按规定征收营业税。
十一、销售不动产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这种征收方式虽然及时回笼了税款，但也给征收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为加强征管，纳税人必须对销售不动产行为以项目为单位设立台帐，列清预收款情况和纳税情况。各级税务机关应加强对预收款征收营业税
工作的管理力度，加强检查，杜绝漏税现象的发生。
对纳税人销售不动产中收取的预收定金，亦应纳入预收款中征收营业税。对以前的预收款尚未征收营业税的，必须按规定全部征收入库。
纳税人将已建成的房产对外销售，应于销售行为成立时，不论售房款是否收到，也不论采取何种结算方式，均应按规定全额计征缴纳营业税，同时，对已按预收款计征营业税的部分应予以清算抵扣。
十二、纳税人发生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除了按沪地税一（1995）56号《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有关营业税问题的具体征收规定》中已明确免征营业税规定外，对其他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如不补缴出让金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取得的收入，均应按规定计征营业税。
十三、本规定所称纳税人，是指除“三资”企业外的所有发生房产经营行为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学校。
十四、本规定自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起执行。原沪税政一（1992）981号、沪税政一（1993）259号文以及沪税政一（1994）63号文相应停止执行。
特此通知。
1996年9月19日
论适时审判请求权
关键词: 适时审判请求权/诉讼促进/案件分配
内容提要: 适时审判请求权是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倡导、民事审限制度的规定和法院诉讼促进义务的强化皆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院适时裁判。但若能基于案件性质和当事人需求等因素对某些案件予以优先审理，并对诉讼拖延提供事前预防和事后的救济措施，将会给当事人的适时审判请求权提供充分的保障。
如何在诉讼案件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减轻法院的压力，改善诉讼程序的迟延，已经成为各国司法改革的关注点。1950 年的《欧洲人权公约》第 6 条第 1 项就规定，保障刑事及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在适当期间内受到法院的裁判；1966 年联合国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4 条第 3 项规定则限于对刑事案件的保障（注：基于公平审判的原则，联合国际人权委员会将此款适用于民事案件。）；1969 年的《美洲人权公约》第8 条第 1 项和 1981 年的《非洲人权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7 条第 1 项均有类似的规定（注：《美洲人权公约》和《非洲人权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适时审判请求权的范围均包括刑事和民事案件。）。《日本宪法》第37 条第 1 项对刑事案件适时请求权加以保障（注：《日本宪法》第 37 条第 1 项虽然从字面上以刑事案件为对象，但在司法实践中结合该宪法第 32 条“不得剥夺任何人在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的规定，认为在民事诉讼中接受迅速裁判的权利当然属于宪法的要求，否则就违反了第 29 条第 1 项对财产权保障的不可侵犯性。）；《瑞士宪法》第29 条第1 项规定，任何人在诉讼或行政程序中，有权在合理期间内获得裁判或决定；《西班牙宪法》第24 条第2 项和《德国宪法》第19 条第4 项也有类似的规定（注：1949 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 19 条第 4 项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如遭到公共机关的侵犯，可向法院提出诉讼。如管辖范围没有明确规定，可向普通法院提出诉讼。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晚近即基于法治国原则下之法安定性要求，将诉讼应于适当时期内终结，列归为权利有效保护请求权（诉权）之内容，以免诉讼期间冗长，降低判决之价值。）。我国台湾地区“大法官会议”释字第 482 号解释之理由书，首次认为诉讼权包括了适时审判请求权，而唯有适时审判，始能遂行诉权（注：参见司法院释字第 482 号。）。2004 年国际统一司法协会所提出的《跨国界之民事诉讼原则》第 7 条明确规定了迅速之权利保护原则（注：2004 年国际统一司法协会的《跨国界之民事诉讼原则》第 7条明确规定：法院应于适当期间内终结诉争。于期日安排上，当事人有协同义务及适当表示意见的权利。程序规则及法院命令得规定合理的时间表及期限，并对于无正当理由不遵守的当事人或律师施以制裁。）。但对于当事人在适当期间内接受裁判权，及时获得司法公正方面，却很少涉及，以致未能形成对制度改革的推动力。
一、适时审判的界定
适时审判请求权，是指当事人有权要求法院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审判，防止不当程序的使用而造成对当事人利益的损害。诉讼程序的法定性，意指诉讼程序的进行必须在法定的期间内按照法定的方式进行。适时审判就要求审判活动按期进行，不能过急也不能拖延进行。因为如果过快则不利于双方当事人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法官也不能进行充分的庭审准备、庭审和评议，最终会影响裁判的公正性。反之，拖延的审判活动会增加当事人的负担，浪费稀缺的司法资源，造成纠纷的迟延解决，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因此，“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只有保持在适当及时的限度内，法官的裁判结论才能获得合理的证明，程序参与者才能放心地信赖审判机关”。人们所说的适时审判请求权一般主要是针对诉讼拖延而言的。
（一）适时审判的判断主体
在诉讼程序的进行过程中，就算奉行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法院的诉讼指挥权，加快推动诉讼程序的进程，意在解决诉讼拖延问题。然而，适时审判请求权，并非仅仅追求诉讼程序的迅速进行，同时应强调当事人在诉讼程序进行中的参与权。因此，并不能单纯由法院来判断审判是否适时，亦应承认就某些司法事项任由当事人合意或在一定条件下独立由一方当事人决定，以影响诉讼程序终结的适当时期。除违背社会公益外，法院应尽可能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如在法院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可以协议适用简易程序；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合意进行调解；在执行过程中，还可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以中止或终结执行程序。双方仅在双方当事人无法达成共识、形成合意时，才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判断。
（二）适时审判的时间基准
适时审判的起点始于民事案件的起诉（注：很多国家民事诉讼活动开始的标志是当事人的起诉，因此，欧洲人权公约以起诉为计算期间的起点。），一般是无争议的。而适时审判并不是要求在适当期间内进行审判，也不是要求在适当期间内完成某一审判阶段，而是要在适当期间内得到确定性的终局判决。因此，终局确定判决应为计算的终点，其他情形包括特定条件下诉讼程序的终结。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进一步表示，法院在裁判宣示前，还应毫不迟延地完成裁判文书的制作（注：Theodor Schilling， Internationaler Menschenrechts － schutz，2004，Rn． 383．），故裁判文书的制作和送达当事人的时间也应列入适时审判计算的期间。欧洲人权法院对诉讼程序的终结在两方面进行了扩张：一方面将强制执行程序包括在内；另一方面在设置宪法法院的国家，将法官申请释宪的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以及当事人对于终局确定裁判的宪法诉讼程序也计算在适时审判期间内（注：ECHR，29．05．1986，Deumeland v．Germany，Nr．77．）。实际上，各国在对适时审判期间进行认定时，除了对整个诉讼程序期间进行考察外，还会斟酌某一审级，判断其实际所进行的期间是否适时。
（三）适时审判的考量因素
对于民事案件是否在适当期间内做出了终局确定裁判，并无统一的认定标准，而是必须按照个案的具体情况予以判断，一般参考以下因素：
案件对于当事人的重要性。若涉诉案件对于当事人意义重大，应特别考虑迅速裁判的必要性。如探视权案件就有迅速审理的需求，因为诉讼的未决会对当事人的身心产生重大影响，在做出裁判之前，事实上拒绝了原告的探视权，使得父母与子女日渐疏远，而且小孩对于时间的感受和大人并不相同，对于父母之间的婚姻关系并不是非常了解，尤其是探视权的裁判过程不仅对于当事人且可能涉及到家庭成员，都会对其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探视权案件应特别重视程序进行所经历的时间。除此以外，还有当事人因年老、疫病等原因面临不可知的死亡，有生之日恐怕无法接受裁判的案件；年长者请求退休金的案件；暂时性权利保护申请事件（财产保全、先予执行）；诉讼救助的申请；证据保全的申请；劳动争议案件等。
案件的复杂性。一般认为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适用法律有漏洞或法律有矛盾冲突的案件；可能会成为指导性案例的案件；待证事实需要多次鉴定；须进行国外送达、需要外国协助调查或多国管辖权竞合的案件；诉讼当事人人数众多的案件；需进行证据调查的案件。当事人的追加等都属于具有复杂因素的案件，在判断案件裁判是否适时皆为需要考量的因素，裁判生效后当事人多次申诉也常被纳入衡量的范畴。但法院的移送管辖、管辖权的转移以及诉的分离合并通常不被认为是具有复杂性因素。
案件的审级。对适时审判期间的判断，不能根据已经进入诉讼的时间进行判断，必须考虑案件所使用的程序，因为诉讼程序和非诉程序、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审限是有差别的；案件经历的审级，经过二审和再审的案件、二审和再审时被发回重审的案件和仅仅经过一审的案件所经历的时间具有显著区别。因此对适时审判的界定，要权衡案件经历的审级，还要斟酌全部程序已进行之时间以及各审级之间的关系。
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态度。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法院负有促进诉讼、共同推进诉讼的义务。当事人对法院享有适时审判请求的权利，法院应在诉讼指挥的范围内，尽早确定案件争点，并凭借指定期间、失权制裁，使当事人协同促进诉讼。若当事人在诉讼中故意拖延诉讼的进行，如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以各种理由推迟诉讼进行的时间甚至出走逃避诉讼；多次申请法官回避；申请进行不必要的鉴定；无正当理由提出管辖权的异议或以管辖权的错误申请再审等，均不得据此主张其适时审判请求权受到损害。
国家机关的态度。国家有义务提供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纠纷解决机制。因此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不完善、诉讼和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不协调、不可预料的案件数量的增多、现有法官人数不足导致的诉讼拖延都是国家不能免责的事由。法院不必要的诉讼中止、无正当理由的延期审理、容忍不合理的多次重复鉴定、审理案件法官的频繁变动、延迟送达诉讼文书、延长公告的时间超越合理的限度、无限期地违背当事人的意愿进行调解等都是需要衡量的因素。
在个案中是否对当事人适时审判请求权造成侵害很难确定一个绝对的审查标准，多长时间内的诉累便构成对当事人适时审判请求权的侵害也无法确定，这就需要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加以具体斟酌。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超过十年仍无法于所有的救济程序中审理完毕当事人的案件，即推定侵害了当事人的适时审判请求权。
二、适时审判请求权的保障措施
虽然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的适时审判请求权，但司法改革的理念、相关的立法规定和法院的探索性改革措施起到了保障当事人适时审判请求权的作用。
（一）强化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制度
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多发、纠纷数量急剧攀升（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从 1993 年的209．6 万件上升到 2009 年底的 579．7 万件。）、法院和信访部门案件压力沉重，国家开始日益重视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我国的现行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包括和解、调解、仲裁、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当事人享有的程序选择权是适时审判请求权得到保障的前提。发生民事纠纷后，当事人可以根据民事纠纷的性质、不同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以及对程序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纠纷解决方式。在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有其不同的特点，在适用的基础和所付出的代价方面也是有所不同的。和解属于典型的自力救济，是解决纠纷最原始、最经济的方式，但须以当事人的合意为条件，在双方当事人势力不均等的情况下，和解往往演变为强者意志的体现。在第三者参与下的调解一般具有较好的社会效果，但是否成功，往往与当事人之间的让步与调解者的权威密切相关。仲裁被认为是“准司法”，具有合意性、经济性、专业性、快捷性和域外执行的简易性，在事实认定和程序使用方面皆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较适合商事纠纷的解决，但须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前提。对于劳动纠纷，设立了单独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于解决劳资纠纷，协调双方关系，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民事诉讼的强制性、法定性和程序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人查清事实、准确适用法律的要求，但诉讼的不经济和迟延是普遍存在的问题。通过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对民事纠纷进行分流，使进入到诉讼的民事案件数量大大减少，是当事人适时审判请求权得到保障的前提。
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完善是适时审判请求权得到保障的条件。虽然存在着多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但若是因为制度的不完善使其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仍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
和解和调解能有效利用的条件是：当事人对民事纠纷有着正确认识，了解相关法律的规定，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注：美国的私人调解发展的非常快，在詹姆斯公司进行调解培训中对其提供的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能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都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对相关法律规定有一定的了解以及对自己的处境有非常理智的判断。），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需要社会进行普法宣传，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倡导诚实守信的道德风尚，并用规范化、法制化的方式加以约束。继 2002 年 9 月 16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肯定了人民调解协议的合同性质和约束力之后（注：2002 年 9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联合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紧接着，司法部在 26 日发布《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要求在农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中重建人民调解组织；《中共第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又特别指出完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性。），2011 年1 月1 日实施的《人民调解法》中调解协议被赋予了法律约束力；调解经司法确认具备强制力（注：虽然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机制尚未有统一的立法，但是人民调解的法律化、规范化将加大促进人民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利用。）。截止 2010 年底，全国共建有人民调解组织 84万多个；人民调解员 498 万人；每年平均纳入调解的案件有约 500 万件，已成为中国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第一道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