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赣州市人民政府首长问责制暂行办法》的通知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政府
赣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赣州市人民政府首长问责制暂行办法》的通知
赣市府发[2005]47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市属、驻市各单位：
《赣州市人民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ＯＯ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赣州市人民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暂行办法
第一条为了强化责任制，促使行政领导恪尽职守、依法行政，确保政令畅通，提高行政效率，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建立勤政、廉洁、务实、高效、诚信和责任的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赣州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行政首长问责制，是指市人民政府对市政府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构、直属事业单位主要领导（包括主持工作的副职领导）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的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无合法依据以及不依照规定程序、规定权限和规定时限履行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第三条行政首长问责制依照行政机关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工作规则执行，坚持实事求是，权责统一，有错必究，过错与责任相对应，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在追究行政责任的同时，被追究对象应当主动纠正错误，采取补救措施，避免或者尽量减少不良后果的发生。
第四条行政首长违反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要求，发生决策失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涉及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和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可行性研究论证造成重大失误的；
（二）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未按照规定通过组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引发群体事件或导致群众集体上访闹事的；
（三）不顾本地区、本部门公共财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盲目投资兴建基本建设项目，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四）随意安排财政和各类专项资金或处置国有资产，造成资金浪费或国有资产流失的。
第五条行政首长违法行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制定、发布与法律、法规或者上级政策规定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行政决定或者命令的；
（二）违法设定或者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越权批准土地征用、征收，违反规定划拨、出让、出租土地，擅自降低征地补偿标准，强令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侵害农民合法土地承包经营自主权的；
（四）私设“小金库”，截留、滞留、挤占、挪用国债、救灾、扶贫、教育等财政专项资金的；
（五）违反规定干预建设工程、政府采购项目招标投标或者金融机构信贷活动的；
（六）干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或者干预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执法权并影响公正执法的；
（七）瞒报、谎报、虚报、迟报突发公共事件、重大安全事故、重大疫情或其他重要情况、重要数据的；
（八）重要政务不公开，重大承诺不兑现，政府采购和工程项目应公开招标而不实行公开招标的；
（九）因违法行政，严重损害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或者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第六条行政首长对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上级国家机关的决策和部署执行不力、效能低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对国家的方针政策、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不及时贯彻落实或者拒不执行的；
（二）对本级政府确定的工作任务目标、交办的事项，态度消极，措施不力，未在规定时间完成的；
（三）对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不及时解决，或者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不及时改进，拖延懈怠、推诿塞责的；
（四）因执行不力、效能低下给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或者影响政府整体工作部署落实的。
第七条行政首长不认真履行职责，治政不严，监管不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责任意识淡薄，管理措施不到位，导致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或整体工作严重滞后的；
（二）未按照抗灾救灾、防治疫情的有关规定及上级要求和实际情况，及时、妥善、有效处理重大灾情、疫情和组织有关救援工作，或处置失当造成不良后果或重大损失的；
（三）因行政措施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群体人员闹事并干扰和影响了上级党委、政府部门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的；
（四）因疏于管理,致使机关工作人员2次以上发生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和失职、渎职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
（五）组织大型群众性活动，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而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
第八条行政首长有本办法第四至第七条之外的其他违法或不良行政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其他不良社会影响，应当问责的，依照本办法问责。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由相应机关作出处理。
第九条对行政主要负责人的问责，由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确定，也可根据其他市政府领导、上级或同级党委、人大常委会的要求，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投诉，新闻媒体曝光、工作考核评估结果以及实际工作情况启动问责程序。市政府办公厅负责调查核实，在45天内写出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报市政府，市政府视情况确定是否进行责任追究。如行政问责的方式涉及有关规定和法定程序的，按有关规定和法定程序办理。
第十条行政首长问责的方式分为：
（一）通报批评；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在市级新闻媒体公开道歉；
（四）诫勉谈话；
（五）给予行政处分；
（六）停职反省；
（七）责令其引咎辞职；
（八）建议免职。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合并使用。
第十一条经调查核实，其行政过失是因外部干预或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造成的，可免予责任追究。
第十二条行政问责调查处理实行回避制度。有关工作人员与行政问责对象有血缘、亲戚关系或者是问责案件的当事人，以及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回避。
第十三条市人民政府在作出行政问责处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行政问责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问责处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送达当事人，并说明错误事实、处理理由和依据，同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十四条行政问责当事人对问责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起15日内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复查，市人民政府应在收到复查申请报告的30天内作出复查决定。其中对行政处分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在复查期间，不停止原处理决定的执行；复查中发现处理错误，应当及时纠正。
第十五条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参照本办法，对本级人民政府部门、单位的行政首长和乡（镇）长或者街道办事处主任进行问责。
第十六条本办法具体操作中的问题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律师风险代理宜规范不宜缓行
——与朱鑫鹏律师商榷
湖北鄂州大学文法系 钱雄伟
律师风险代理在近年来逐渐成为律师收费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引发了一些风险代理诉讼纠纷，也陆续有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河南濮阳飞虹律师事务所朱鑫鹏律师在《律师风险代理的实质》（见《中国律师》2003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将案件处理结果与律师收费联系起来的‘风险代理’制度，在理论上不成立，在实践上与我国的诉讼模式和法制状况也不相适应。所以，现阶段在中国不适合实行风险代理制度。”对于此论，笔者存有不同的看法，试以此就教于同仁。
朱律师结论的得出，源于以下的逻辑推断：律师代理诉讼的实质是提供一种劳务，对当事人应给付行为而不是给付效果，而风险代理欲给付“胜诉”效果，这就在实践上与我国“法官中心制”的诉讼结构相矛盾，因为律师不可能主导案件的处理，因而这一制度在理论上不成立。要弄清这一推理中的逻辑错误，首先应对风险代理的实质进行分析。
风险代理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所附条件是“胜诉”，符合条件的如下法律特征：是尚未发生的不确定事实，由当事人议定而非法定，与代理行为的主要内容不相矛盾。但“所附条件”还应有一个关键的特征：合法。以“胜诉”作为条件是否合法呢？朱律师认为存在两种情形，一是所附条件合法；二是所附条件为不法条件，即当案件本身应当败诉但约定胜诉时，例如：拖欠贷款不愿偿还、不履行抚养义务、逃避法律制裁等。笔者认为，正如刑事案件中的“无罪推定”原则一样，在一个案件未经审结以前，不存在“应当败诉而胜诉”一说，在约定这一条件时并没有预存所谓违法性。所附条件是否违法，只能就其本身是否违法进行判断，例如，甲与乙约定，“若能杀丙”则赠与乙1000元，这一所附条件本身就是违法的，才能称其为不法条件。风险代理中的“胜诉”条件，是案件审判中的一个自然结果，本身何谈不法？正如甲农科站与乙村签订新稻种供应合同中，乙方考虑到该品种尚未通过有关鉴定，故与甲方约定“鉴定通过合同生效”的条件，我们同样不可能排除甲方使用违法手段通过鉴定的可能性，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得出“鉴定通过合同生效”这一所附条件违法的荒谬结论。至于实践中存在的错案，有可能是法官的素质问题，有可能是律师和法官的不正当行为，自有相应的监督机制去完善，如果以此种担忧为理由来否定胜诉作为所附条件的合法性，岂不是因噎废食？退而论之，风险代理实践中还尚未见被告在拖欠贷款等案件中使用过风险代理，因为被告应诉别无选择，他也不需要预付诉讼费等，风险代理对于被告而言并无益处，因此此种担忧实属多余，况且律师在做这种被告的代理人时，也不会选择只有高风险而无高回报的风险代理方式。
那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在风险代理中应当给付委托人什么呢？朱律师通过分析认为，如果附加了胜诉条件的话，律师给付的应该是“胜诉”效果，而我国的诉讼结构和模式却不可能达到这种效果，因此在理论上把审理结果和律师收费联系起来就不成立。笔者以为，律师给付的是代理诉讼行为本身，胜诉的效果不过是所附条件，律师积极的代理诉讼行为和追求胜诉的诉讼结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律师不可能给付胜诉的效果，假如他能够给付效果，那所附的条件岂不已经是确定的事实，违背了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法律特征了吗？即使是实行“对抗制”的美国，律师也不可能给付胜诉的效果，何况采取“职权主义”的中国，律师只是在法官的指挥下参与诉讼，不能主导案件的处理呢？这就要求律师在签订风险代理合同前，充分地估量其中的风险，在诉讼中尽最大的注意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风险代理真正具有了风险的不确定性，律师所获得的高回报不过是高风险的相应对价。从我国的法律规定来看，风险代理属于协商收费的范畴，从基本的法律原则上讲，只要风险代理协议能够体现协议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现并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的强制规范，我们并不能找出使其无效的法律依据；并且这种做法对于当事人与代理人双方而言都的确具有相当的实际价值，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之间的这种合意以及相关民事权利义务的约定当属法律应予保护的“处分自由”，并无不合法合理之处。因此，风险代理并不存在不适应我国国情的“水土不服”，它与我国的诉讼模式和结构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冲突，强把二者拉在一起，只能是在制度创新中自我设置障碍而已。
风险代理在实践中发挥着如下两方面积极的作用。
首先，是当事人权益维护的有效手段、律师业务拓展的新途径和律师主观能动性的催化剂。诉讼中的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通常情况下（非风险代理模式），代理人无须直接承担这种风险，而对于当事人而言，诉讼风险却直接影响他们对诉讼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判断，只有当当事人对诉讼可能获得的收益有了必要的信心之后，他才会选择诉讼，进而去选择代理人，当事人也可能会因为这一风险而放弃诉讼，使这一块的诉讼代理市场消失。无论当事人还是其代理人，尽管他们追求胜诉欲望与意志有所差异，但总体方向上却是一致的；而诉讼风险对他们的影响，尽管有着直接与间接的不同，但总的损益方向也是一致的。这两个方面的共同利益使他们有可能更为直接地共同分担诉讼风险从而获得更大的诉讼利益，应该说选择风险代理是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双赢模式，更好的维护了当事人的权益，激发了律师的主观能动性，也拓展了律师新的业务市场。
其次，是法律援助的必要补充、社会正义的推进剂。虽然我国已经有了法律援助制度，但并不能完全满足有关当事人的需求，风险代理正好可以作为这一制度的必要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的压力，开辟出一条民间救助的合法渠道。它和法律援助是一种良性的互补关系，当事人由于有人分担了其部分或全部的诉讼成本，诉讼风险对于他的影响无疑会大大减少，特别是避免了由于风险的影响而不敢或不愿起诉的无奈窘况，将会引导大量难以通过非诉方式解决的民事纠纷进入司法诉讼程序，这对于社会法制建设以及增强人民的法律意识无疑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
当然，在具体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急需规范的问题。
第一，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的欺诈。
风险代理必然涉及到对最终诉讼成果的具体分配，风险代理人与当事人在这里也必然会产生利益的冲突与协调，这是风险代理协议的核心内容，也是目前最为敏感的话题。风险代理人与当事人对于诉讼及其风险的认识能力有着相当悬殊的差别，代理人通过专业的法律知识与丰富的执业经验可以对此作出比较准确的分析与判断，而当事人却往往只有一点感性认识。这种信息掌握的不对称极有可能导致协议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其主要表现为代理人故意夸大甚至谎称各种风险因素，诱使甚至威逼当事人与其签订显失公平的风险代理协议。这种没有多少风险的风险代理其实更象是奸商们谋取“暴利”的手段，毫无诚信与公平可言，因此将其从风险代理的范畴中剔除出去，是亟待规范的。
第二，律师以不正当手段来谋求胜诉。
由于律师在风险代理中承受着的败诉压力较之非风险代理大得多，而且胜诉的高回报也可能会诱使律师以不正当手段谋求胜诉，而我国的律师制度才刚刚起步，无论是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还是司法行政机关的政府管理，都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因此规范律师行为显得尤为紧迫。
第三，胜诉案件再审该判败诉时，律师所收代理费是否该退还、退还比例如何确定。一个案件中审胜诉后，有可能因审判监督程序的改判而败诉，由于风险代理中律师的收费比例较高，一旦发生此种情况，将会引发当事人和代理人之间的风险代理纠纷。
第四，法院处理此类纠纷时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风险代理的适用范围、收费比例限制等问题没有明确法律依据，会导致风险代理司法纠纷处理结果的矛盾和无所适从。
正因为以上问题的存在，风险代理制度急需明确的法律规范以及具体的监督机制，而规范、监督的重点应在于防止代理人滥用风险代理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破坏司法公正，同时保护风险代理人合法、正当的收益；切不可因噎废食，遇到前进中的问题就以偏概全地对风险代理加以封杀。
钱雄伟
湖北鄂州大学文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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