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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等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的规定

1989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现就严格控制党和国家机关省、部级（含副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国和赴港澳地区访问问题，作如下具体规定：
一、领导干部出访，必须是为执行自己主管公务的国事或工作访问，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非其主管公务所必须的、与职级身分不相称的出访，不得接受外商资助或境外中资企业邀请出访，也不得授意外方邀请出访。
已离休、退休的干部，不再派遣出国执行公务。
二、领导干部出访，必须按规定的组织手续报批，审核机关要严格把关。凡不按规定报批的，有关部门不予办理出国手续。任何人不得以个人名义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出访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受理任何个人提出的出访要求。
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由主管的职能部门根据工作需要提出建议和报告，由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定。
四、领导干部出访，除工作上特殊需要外，一年不得超过一次。出访时间应尽可能缩短，访问一个国家（地区）一般限于三至五天，不得以任何理由绕道旅行或任意延长在境外停留时间。
五、严格控制出访团组人数。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陪同和随行人员总数原则上不超过二十人，随行记者人数也应压缩。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出访，陪同和随行人员总数不超过十人。省、部级干部出访，团组人员总数不超过五人。个别团组如因特殊情况需超过规定人数，应专门报批。出席多边、双边国际会议或其他专业会议的团组人数，根据实际需要报批。
六、领导干部出访，如确因工作需要偕夫人同行，须在上呈报告中写明，一并报批。不得以任何名义携带子女出访。
七、领导干部对外赠送礼品，必须严格按有关规定执行；所受外方礼品，要按有关规定登记上交主管部门，不得自行处理。
八、领导干部率团出访，我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公司，一律不宴请或变相宴请，不赠送礼品或纪念品。
以上规定，必须严格执行，如有违反，要严加追究，情节严重的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纪检、监察、财政部门要加强检查和监督。
本规定适用于全国性各群众团体和事业单位相当职级的干部。
军队领导干部出访，由中央军委据此精神作出规定。


中国古代司法程序结构是一种行政机关式的权力结构，可以称为权力结构下的司法程序。这种行政权力结构式的司法程序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较具特殊的内容，对中国古代司法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促使中国古代形成具有特点的法律适用机制，对判例制度的形成与运作产生深刻的影响。

引用先例：减少覆审驳异

清朝时，很多司法实例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代司法权力结构是如何影响不同司法机构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到先例引用问题。如光绪十年，奉天新民厅百姓张广财因岳父郝甸沅在张外出打工时对人谎说女儿已经和张离婚，把女儿郝氏改嫁，张广财知后怒杀岳父郝甸沅案。此案最初奉天总督审理时以擅杀罪人罪拟判，刑部在覆审时认为应按寻常人间故意杀人罪判处。于是两个司法机关——刑部与总督之间在对案件定性上出现分歧，进而影响到罪名的适用。此案案情清楚，即由女婿家穷，岳父在女婿外出打工时私自改嫁女儿引起女婿杀岳父。双方争议的是如何定性此时女婿杀岳父的性质。对张广财与岳父“义绝”（因岳父私自改嫁女儿，在当时法律上构成“义绝”，张广财与岳父之间关系解除）后杀岳父行为奉天总督认为是擅杀罪人罪，刑部认为是寻常人之间故意杀人罪。奉天总督在拟判被刑部驳回仍然坚持己见，并引用刑部以前成案作为反驳，引起刑部不满。为此，刑部指责奉天总督“置律例于不问，经臣部驳令另拟，复援引未经通行成案。固执原议，臣部仍难率覆”。若仅分析两者在案件判决中论证可证成性上的充分与否时，很难说哪个更有力。然而，整个案件审理过程却体现出来一种权力上的关系，而不是司法机构运作上相互独立的不同司法机关对同一案件不同理解上的法律表达。最后，刑部对奉天总督不按自己意见改判表现强烈不满，动用了皇帝裁定权作为支持，实现自己的意志。

此案体现了清朝刑部和地方总督在司法权运作中的关系。此案刑部对奉天总督拟判异议在当时司法程序上构成了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指责。此案中奉天总督在最初拟判受刑部异议驳回时，除对自己适用法律依据进行说明外就是引用刑部先前判例的案件作为说理，即引用了道光四年广西省叶茂案；嘉庆二十四年山东省李小生案；道光五年陕西省常二虎案，指出“均经部驳，改依擅杀定拟在案，似可援照办理”。当然，刑部为了说明自己异议理由正当，同样引用同治二年山西省王禾六只案，同治五年直隶省崔陈重案，同治八年四川省朱先意案，同治十年湖南省唐士甲案，光绪三年湖南省潘禾仔六案，指出“均经臣部照拟题覆，并声名潘禾仔恭逢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恩诏，不准援免，酌入秋审缓决办理等因，各在案，均不照擅杀定拟，与该督等所引之案亦属两歧”。整个过程体现出在中国古代特定司法程序结构下判例是如何形成并起作用的。纵观中国古代下级司法机关，特别是州县官员在判决时引用先例多在初拟时就进行。

从清朝引用先例判决个案看，中国古代不同司法机关引用先例的功能略有不同。下级司法机关是为了减少自己拟判案件被上级覆审驳异，或判决后被当事人上控时被上级司法机关改判追究法律责任的可能；上级司法机关在覆审时对判例的遵循是为了减少自己覆审时的混乱和工作量。实践证明，仅从法律上解释条文，往往会导致前后因不同时间、人员对条文理解不同而出现异判现象，进而带来整个判决的不稳定。如嘉庆二十四年，广东省陈蚬纪捉奸杀死小功堂叔案。地方总督在拟判时引用了嘉庆十六年直隶省阎昶案，刑部广东司在覆审时提出改判，但刑部通过比较所引先例情节后，支持了地方巡抚拟判，否定了刑部清吏司所驳，让案件判决在同类案件中具有相对稳定性。“该省将陈蚬纪照犯时不知依凡人论，强奸未成罪人，被本妇有服亲属登时忿激致死例拟徒，系属照例办理，并无错误。该司议驳勿论，既与例意未符，亦与本部通行及阎昶成案显有歧义，应请仍照该省所拟咨覆”。在这种权力结构下，上级和下级司法机关在各自需要下产生了对先例遵从的需求，发展成了一种独特的判例制度。

驳异改判：一种行政行为

在中国古代这种司法权力结构下，皇帝在裁决死刑和疑难案件法律适用时也会通过先例来减少自己的改判量，增加司法运行中的稳定性。清朝皇帝在裁决案件时往往让刑部及相关人员查寻相关先例，若没才会采用新判决，否则皇帝会遵循先例。如道光二年九月，江苏刘书志调戏梁三姐致她与母亲卢氏自杀案。刑部判决时提出“该省将陈友会依照但经调戏，其夫与父母属亲及本妇羞忿自尽例问拟绞候，系照例办理，并核与成案相同，应请照覆”。皇帝裁决是“即有江苏旧案，即照案办理”。有时皇帝会主动提出查找先例作为自己裁决的依据。如乾隆五十六年，吉林于进禄误伤邵登田案，乾隆皇帝裁决时批谕是“交馆查照成案核办”。为此，律例馆查找出乾隆五十二年江西省黄腾误伤黄栋死亡案和乾隆四十一年姜暖误杀胡二死亡案后，比较两个先例后提出判决意见，乾隆皇帝根据提供先例做出裁决。有时皇帝自己对案件有不同理解，但由于有先例，会优先遵循先例。如嘉庆年间，侯三听从王大等行劫钜鹿县署，审理中引用了乾隆十七年陕西省盗犯范西河等行劫?县衙署案。嘉庆皇帝在批谕中有“按例前后两条，似应俱行斩枭，但既有成案，只可照覆”。说明嘉庆皇帝对此案法律适用有自己的不同理解。

清朝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判决的驳异发回重审或改判，不是一种纯粹的司法行为，而是一种行政行为。如乾隆四十五年江苏巡抚吴??谏罄砟吖耸媳破戎率拐煞蜃陨卑福??墒视蒙涎哺???视谩氨品蛑滤览??饨始嗪颉保?滩刻岢鍪视谩氨纫琅狗蛑馏萍步示雎桑?饨柿⒕觥薄Ｇ?』实鄄镁鍪币谰萑?俾桌碓?颍?础案局?诜颍?坛贾?诰??又?诟福??腥?佟薄Ｓ谑牵?侠鞒庠鹧哺???吞嵝贪床焖舅???衔??欠?墒视蒙系牟坏笔切姓?砦螅?皇欠?衫斫馍系牟煌?！拔??谛滩克驹比文诎炖戆讣?钗?读罚?挥υ??У保?舸耸蛊渖性冢?亟?两徊垦霞右榇ΑＶ留?疚?堂?芑悖???嘤尚滩砍錾?驹奔蚍牛?竽獯税甘в诳碜荩?馐羰欠恰Ｋ??糯?佳闲猩赈粒?⒔?送ㄚ椭??薄７治稣?霭讣?罄砉?蹋?鍪墙?昭哺Ъ疤嵝贪床焖驹诜?墒视蒙厦徊捎谩胺?啤奔又卦?颍?褪苄滩亢突实垩侠鞒庠稹Ｔ谡庵炙痉ǔ绦蚪峁瓜拢?煌?痉ɑ?刂?湓谏婕案采笥氩镁鍪被嵫≡裣壤??兴道恚?跎僖蛉??叵荡?吹慕粽牛?盟痉ň哂邢嘤ξ榷ㄐ浴⒖稍げ庑浴４酥窒窒笤谛滩恐型??嬖凇＜吻炱吣辏?颇涎哺г谏罄砘评暇啪狼园轿南榱偈毙星澜侔甘彼?匠鱿忠煲椤７治隽秸吖鄣悖?鍪嵌曰评暇判形?灾嗜隙ㄉ铣鱿植煌?斫猓??滩堪汛宋侍馓岬煤芨撸?衔?颇涎哺?恰扒???眩?肜?环?保?⒅冈鹪颇涎哺б?孟壤?形侍狻！安樵赌瓿砂福?蛔荚??日眨?酶?嵯中兄??酰?室?淳?ㄐ兄?砂福?馐粑ダ?；评暇乓环赣Ω囊婪ǎ??彦独??ā保?钗?厥獾氖切滩刻岢龆栽颇涎哺У鹊胤焦僭苯?行姓?Ψ！！安⒉槿〈砟饧拔ダ???砂父髦懊??伤屠舨坎橐椤！闭饫锇寻讣?笈兄胁煌?斫馍仙??姓?系拇砦螅??笊罄砉僭背械Ｐ姓?鹑巍Ｕ庋?岬贾孪录端痉ɑ?卦谏罄戆讣?被岣?有⌒模??敢獯由霞端痉ɑ?氐呐欣?龇ⅰ?br>
总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判例制度与普通法系判例制度的差异主要在于两者形成的权力结构不同。中国古代判例是基于一种权力结构下的必然，是一种权力下的屈从，特别体现在行政职权上的屈从。近代普通法系下的判例源自一种习惯、一种非权力结构的安排。可以说，普通法系对先例的遵循是一种软性压力下的产物，中国古代对先例的遵循是一种刚性压力下的产物。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