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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解除制度是合同法领域内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对“必须遵守合同”原则的例外，一直为理论界及实务界所关注。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解除包括协议解除和法定解除。在协议解除情况下，解除条件及赔偿问题双方当事人可自由协议约定。但在法定解除的情形之下，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是基于形成权的行使，无需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有违合同自由之基本精神，故法律有必要对其进行严格规定，以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市场交易安全。

　　一、合同解除条件

　　一般而言，合同的解除可以分为法定的解除与约定的解除两大类，于此相对应，合同解除的条件也可以分为约定条件与法定条件两种。

　　（一）约定解除条件是否成就

　　关于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是否成就，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同而论。当事人协议解除合同的，可直接认定解除合同的约定条件已经成就，实践中此情况下合同双方当事人也不会就合同解除条件是否成就产生争议。在当事人约定条件解除合同的情形下，《合同法》第93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中约定条件是否成就的认定问题易产生争议。在实践当中，当事人解除合同是否符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所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应当由主张解除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负举证证明的责任。

　　（二）法定解除条件是否成就

　　合同的法定解除，是指在合同成立后，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完毕前，当事人一方通过行使法定的解除权而使合同效力消灭的行为。其特点是由法律直接规定解除的条件，当条件具备时，享有解除权的解除权人即可解除合同。根据《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法定解除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不可抗力发生以后对合同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情况下只是暂时阻碍合同的履行或只是影响到合同部分内容的履行。因此，不可抗力不能一概作为解除合同的原因，只有在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才能解除合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是指当事人订立合同所追求的目标和基本利益不能实现。

　　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这两种情况分别属于预期违约的两种类型。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不履行主要义务是指履行期前的明示毁约；而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则是指漠示毁约。一般认为，在预期违约的情况下，表明毁约当事人根本不愿受合同约束，也表明了该当事人具有了完全不愿受合同约束的故意，合同对于该当事人已经形同虚设。在此情况下，另一方当事人应当有权在要求其继续履行和解除合同之间做出选择。当非违约方选择了合同解除时，合同对双方不再具有拘束力。而且，多数人还认为，如果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表明了一种明显的不履行合同的故意，那么没有必要证明其是否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另一方当事人均可主张解除合同。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债务人在履行期限到来时能够履行而没有按期履行义务，就构成了履行迟延。但是并非债务人在履行期限到来后不履行债务都会使债权人享有自动解除合同的权利，因为合同的解除将导致合同关系的终止，一旦解除将会消灭一项交易，因此解除是一项严重的行为，如果允许债权人在债务人出现任何迟延履行行为都可以直接解除合同不利于交易的稳定。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在一方迟延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并且经过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时，另一方当事人才能解除合同。因而，必须是债务人在履行期限到来后未履行主要债务而不是未履行将来债务才可能具备解除条件，至于是否构成合同的主要债务应当结合具体的合同内容而定。另外，必须经债权人催告，且在催告时应当给予债务人一定的宽限期，该宽限期应当较为合理。以使债务人能够继续履行。在合理的宽限期到来后债务人仍不履行时，则债权人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

　　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1）因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在此情况下不需要经过催告程序便可以解除合同。至于迟延履行是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当考虑时间因素对合同履行的重要性。如果时间因素对当事人的缔约目的实现至关重要，违反了规定的时间履行将会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即应当认定为解除条件成就。如果时间因素对合同并不重要，迟延履行造成的后果也不严重的，则不应通过解除合同的方式解决，而应当通过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来解决。

　　（2）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此处规定的导致合同不能实现的其他违约行为应当是指根本违约行为。

　　二、合同解除程序

　　（一）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主体

　　对于约定解除而言，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主体，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做出相应的判断。对于法定解除权的主体，依《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同时基于解除合同主要是一种违约救济方式的认识，在通常情况下，违约一方当事人不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只有受损害的一方当事人才是法定解除权的主体。但是在解除合同是基于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如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都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

　　（二）行使解除权时应当通知另一方当事人

　　由于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因此解除权人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办理。在实践中应注意：

　　1、当事人一方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无须以诉讼的方式为必要，但并非不能以诉讼的方式行使。如果解除权人以诉讼的方式行使解除权，则合同应当自起诉状的副本送达被告时解除，而并非法院作出判决时解除。

　　2、对方当事人对于解除合同有异议的，虽然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但是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认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有效的，解除的效力仍然于此项意思表示达到对方已经发生。而非自判决确定之日才生效。如果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认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无效的，则应当认为合同从未解除。

　　3、解除的意思表示不得随意撤销。如果允许当事人随意撤销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则使得法律关系不能确定，影响交易的安全。

　　（三）解除权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行使

　　《合同法》第95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这实际上是规定了合同解除必须在规定期限内行使，超过了该期限则发生解除权丧失的后果。多数人认为对于此种合理期限的认定不应以违约一方催告非违约方行使合同解除权来确定，即催告并不是确定解除权行使是否在合理期限内的条件。催告只是赋予了非解除权人确定对方是否解除合同的权利，但非解除权人是否催告并不影响解除权因逾期行使而丧失的效力。而且在实践当中，非解除权人大多是违约一方，要由违约一方来催告非违约方是否解除合同并且将此种催告作为解除权丧失与否的条件是不合理的。

　　（四）解除合同的异议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行使

　　《合同法》在赋予合同一方当事人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时候，也赋予了合同另一方异议权。同时，相对方如果不及时行使异议权，则会使解除合同的效力长期处于不确定和不稳定状态。因此，从平等保护合同双方合法权益的目的出发，在赋予合同解除相对方对合同解除的异议权的同时，也应对异议权的行使期限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96条规定的解除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3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005年5月，某房产公司与某实业公司约定：某房产公司以某大厦前期投入作为出资，某实业公司保证后期资金投入并在合同订立后40个月内完工。2010年10月，某法院对某房产公司所有的楼层委托司法评估，其“估价假设”载明“估价结论是以估价对象享有公共配套设施、道路交通等为假设前提。”

　　此后，某法院委托司法拍卖，《拍卖特别规定》载明“拍卖标的物是以其在拍卖时的实际状况进行拍卖，成交后发生的费用由买受人承担”，某学校竞得该房屋。2011年6月，某实业公司向某学校交付房屋并要求其支付后期工程费500万元，某学校不予支付。某实业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某学校支付该款项。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看待“估价假设”与“拍卖特别规定”的效力。对此问题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尊重“估价假设”的效力，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二种意见认为应以“拍卖特别规定”为依据，拍卖后产生的工程费应由买受人负担，判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拍卖财产经过评估的，评估价即为第一次拍卖的保留价。由此可见，估价报告系人民法院确定拍卖底价的根本依据。而估价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成本法、市场比较法、剩余法、假设开发法等等，本案采用的就是假设开发法。但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均并不能改变拍卖标的物的现实情况、自然状况以及权利义务状态。因此，估价报告不宜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然而，“拍卖特别规定”却截然不同，其具有法定的拘束力，只要参与竞买，竞买人就必须认可其规定，接受其约束，因为如果将拍卖活动视为要约，则“拍卖特别规定”就系要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竞买人竞得该标的，就应当视为对要约的承诺。

　　本案中，“拍卖特别规定”已经明确以标的物在拍卖时的实际状况进行拍卖，其后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那么，买受人某学校竞买所得的标的物就不应当包括后期工程费投入所得的相应配套。而某实业公司对拍卖标的物的后期投入是为某学校管理事务，有为某学校谋取利益的意思，且某实业公司并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属于无因管理的范畴。

　　同时，也有观点认为联建合同已经约定某实业公司保证项目后期资金的投入并负责相关费用，故其应当自行承担后期建设费用，不得再向竞买人主张该笔费用。笔者认为该观点有待商榷，因为联建合同系某房地产公司与某实业公司订立的，并非某实业公司与某学校订立，而合同具有相对性，某实业公司对某房产公司虽然负有承担后期工程建设费的义务，但其对竞买人不负有该项义务。同时，某实业公司也不会因此不当得利，因为某房产公司所有的某大厦房屋已经被拍卖，他们之间先前订立的联建合同就处于履行不能的状态，故某房地产公司也可以据此向某实业公司主张相应权利。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