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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法院文化建设发展战略的思考/唐时华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2 10:44:16  浏览:9616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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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法院文化建设发展战略的思考

——专访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成有

唐时华


目前,一股“文化兴院”的热潮正在全国法院如火如荼地兴起。建设先进的法院文化,提高法院群体素质,已经成为各级法院的共识。我们地处边疆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更是革故鼎新、高屋建瓴地对法院文化建设工作进行了长远规划和统筹安排,采取多项措施全力推进法院文化建设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显著成绩。什么是法院文化?它具有哪些丰富的内容?云南高院如何抓好法院文化建设?法院文化建设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思路?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法学博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法院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田成有。

记者:田副院长,您好!关于法院文化的定义,理论界和实践工作者当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您作为一名学者,又是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在理论和司法实践战线上都多有建树,首先我想请您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法院文化?


田成有:文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古今中外的专家学者对文化概念的阐释就有160多种,真可谓见仁见智。在我看来,凡是在该社会的中所形成的人类共有的意识形态、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以及在物质上的体现,就是文化。凡是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就属于文化。


说到法院文化,它应该是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种特殊的行业文化,是法官这一职业群体在长期的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共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物质表现的总和。
法院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首先应突出法官的主体性。法院文化主要是以法官为主体和代表的审判人员的文化,是法官群体所共有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其在物质上的体现,它是法官的人化,所以要突出法官职业的特征。可以说,法院文化是法官群体的灵魂,是法官群体的共同意识,是法官职业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其次 应突出法律文化的特性。法院文化是法律文化的缩影和代表,法院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法院文化要突显法院自身的司法规律,司法的规律,就是要注意法官思维方式的非自主性和逻辑性;法官行为方式的程序性和相对封闭性;法官道德良知的崇高性和知识系统的专门性,法官审美情趣的严肃性和言行举止的严谨性。法院文化建设就是要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一永恒的主题,围绕司法的公正性、高效性、中立性和权威性作文章。最后,法院文化应突出它的精神性。法院文化应是精神的文化。法院文化不是喊几句口号,贴几张标语,盖几栋大楼,重在发展内涵,营造氛围,培育精神。法院精神是法院的根和脊梁,是法院的魂和神韵,法院文化应该成为激励法官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应当是增强法官职业的归属感和尊崇感的精神根源。
总之,法院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一方面,我们要在“文化”的视角下看待法院文化,不能忽视法院文化的文化属性,否则,法院文化建设就只能成为无源之水。另一方面,我们要站在法院的视角和法官的视角下进行文化建设,要强调法院文化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独特品质和地位,否则就会使法院文化与其他文化混同,而失去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记者:在很多人看来,法院工作就是审判,我们强调和重视法院文化建设,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说法院文化建设对法院各项工作起着根本性、基础性、长期性的推进作用?
田成有:是的,在有些人看来,法院的任务就是案件审判,案件的质量上去了,其他工作自然就能搞好,还有的人认为法院文化建设是无用的、“务虚”的东西,还有的人没有从内心深处了解法院文化的重要性,没有把这项工作真正摆到应有的高度去重视,没有进行实实在在的规划和策划。把法院文化建设当成一项政治任务看待,没有与文化联系上,没有好准脉,没有找对路,没有下大力气,一些法院忽视文化的特质和内涵,停留在搞些娱乐活动,唱唱跳跳,打球比赛,联欢旅游等简单的、庸俗的活动上。追求立竿见影的表面形式和短期效果,这都对法院的工作都是非常有害的。
当今世界,我们不仅看重一个国家的军事强大、政治前大,更重要的是要看文化强大,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可以创造生产力、可以提高竞争力、可以增强吸引力、可以形成凝聚力。先进的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已成为团结人民的精神纽带。我们重视法院文化建设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法院文化建设是中国民主法治发展进程加快推进的必然选择。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大格局的逐步形成,随着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加快以及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法官门槛逐渐提高,法官职业化进程逐渐加快,各级人民法院法官的素质较前此年有了飞跃的发展,大批具有较高学历的人才进入到法院,充实了法官队伍,法官队伍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生态有了整体的提高。所以,很多有眼见的法院都非常重视法院文化建设,中国法院文化建设由无到有,由冷到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它体现了当前我国法院物质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必须尽快破文化这一软实力的“瓶颈”问题,注重软实力的竞争。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同志所言,法院、法官的形象,不是靠大楼、法袍来创造,而要靠法官自己去创造丰富的内涵,我认为,在目前人民法院硬件设施和外在条件逐步得到实现和好转的新形势下,必须注重从硬到软,从外在到内在的发展与转化。
第二,法院文化建设是完善法院形象,加快法院改革的客观要求,考察目前中国法院文化建设搞得比较好的单位,我们发现一个普遍的规律。哪个法院的文化建设抓的好,那个法院的工作也往往做得好,无论是队伍建设、审判改革、执行工作、基础建设、廉政建设等样样都走在前列,受到当地党委、人大的称赞,爱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当地群众中有声誉、有地位。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具有很强的反作用力,法院工作要做好,必须靠内在的群体认同,靠一种内在的文化理念支撑。徒法不足以自行,文化之于制度,就好比灵魂之于肉体,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协调、匹配,制度或者徒有其表,或者在实践中变形走样,优秀的法院文化有助于法院制度的贯彻,有助于改革的深化,它能使法院的各项管理步入科学化、规范化管理轨道,它能保证机构正常、高效运转,顺利完成各项审判任务,从而实现他律到自律的转变。
第三,法院文化建设是加快法官职业发展进程的必然选择。法官职业代表和凝集着一个民族的未来,承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成为法治社会的希望与理想。法院不仅是一个审判机关,还是一个教育和宣传法治的或者要窗口。法院不仅是解决纠纷的场所,而且还是张扬正义、宣传法律、培养法治传统的重要场所。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有助于法官职业意识的养成、有助于法官职业技能的提高、有助于法官职业道德的确立、有助于法官职业形象的树立、也有助于提升个人修养,促进法官综合素质的提高。 法院有文化,能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形成一种理解司法职业特殊性、理解司法公正性的文化氛围。可以说,法官职业意识的唤醒,法官职业素养的提高,法官职业道德的培育,法官职业品格的提升都需要在法院文化建设上下功夫,花力气。


记者:最近几年来,云南法院工作有取得临了很多新成就,在法院文化建设这方面,法院有些什么推动?
田成有:云南高院以党组书记、赵仕杰院长为首的院党组高度重视肖扬院长关于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重要批示,将法院文化建设作为人民法院进步与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和系统工程来抓,多管齐下,大力推动法院文化建设,我们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概括一下,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云南高院党组率先在全国法院成立以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董治良为组长的省高院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并要求全省各级法院统一思想,整合资源;出台了云南高院关于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意见和新闻发言人制度;提出了“公正、高效、文明、廉洁、和谐”的“十字院风”;建立全省法院文化、艺术人才库,将人才的培养纳入长效机制;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主动向社会提供信息发布新闻;积极创建省级精神文明单位获得通过;制作完成了具有司法职业特色的格言警句牌匾;组织撰写了融法治历史、现实与未来于一体,充分展现法文化与建筑艺术完美结合的《新审判大楼赋》;省高院《审判与法治》杂志定期举办“法律沙龙”;开展了《云南法院文化建设发展战略》课题的撰写;积极筹建并开通了《云南法院网》,开设了“法院文化”专栏;清理、完善并印制了《法院管理制度汇编》,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通过建设学习型法院,积极开展具有浓厚学术氛围的法治沙龙、司法论坛等活动;在全国法院第十八届学术讨论会上,云南法院共有14篇论文获得二、三等奖;努力构建全省“大调研”格局,积极参加全国大型学术研讨使我省法院的调研水平上了新的台阶;2006年,云南高院、丽江中院、宁蒗法院共同协助拍摄了电影《马背上的法庭》,该片讲述了云南边远地区一个基层法官感人的故事,男主角法官老冯由李保田扮演。影片拍摄完成后,被中宣部、文化部确定为向党的85周年献礼的优秀故事片,成为极为少见的国产主旋律电影入选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并获得大奖;自主创作拍摄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专题片《以法律的名义》得到普遍的好评,这部专题片立足于云南高院实践,采用纪实的手法,艺术地再现云南法院人为维护公平、推进法治、实现和谐的发展历程和精神追求,达到宣传法治理念、弘扬法院文化、展示法官形象的目的。这些文化建设的有益探索,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通过法院文化建设,大大促进了法院各项工作的全面提高,取得了建设的实效。


记者:云南法院文化建设取得了这样的好成绩,有什么好的经验和启示?
田成有:法院文化建设工作既是一项基础性建设工作,又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长远规划、统筹安排,积极稳妥地推进,不能急功近利,要有计划地营造“法院文化建设”的气候。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产生了璀璨多姿的古滇文化、青铜文化,产生了郑和航海的豪迈无畏以及滇西抗战爱国护家的精神,文化的积淀留给我们太多的财富。省会昆明审时度势提出的“春融万物,和谐发展;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昆明表述语,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个云南人民的精神。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西部大开发和新昆明建设的提出,云南高院基于历史和人文的深厚积淀,审时度势,提出了云南法院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将司法理性、人文精神与公正、文明的作风有机结合在一起。以提高法官整体素质,确保公正司法、一心为民为宗旨,以培育法院精神、更新司法理念、强化职业道德为核心;以规范司法行为,提高司法能力为方向;以打造法官形象、营造和谐氛围为基础;以机制创新,提升管理水平为保障,努力提高法院裁判的公信力。
我们在推进云南法院文化建设中,注意处理好几个结合。一是法院文化建设要与提高人的素质发展结合。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必须把提升人的素质,提高人的境界作为第一要务。人的素质、境界如何是法院文化建设的根本性标志。要坚持以人为本,确立法官的主体地位,力求把实现法院的整体价值和实现人的价值统一起来。二是法院文化建设要与建设学习型法院相结合。法官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真正使学习成为生活,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法院文化建设要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努力培养出一大批知识型、专家型、复合型的优秀法官。三是法院文化建设要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结合。法治包括着内在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法院文化建设既是一个现实推进的过程,更是一个理念更新的过程。法院文化建设必须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紧密结合,要培养法官队伍具有共同的法律信仰,强化审判人员的责任意识和角色意识。四是法院文化建设要与规范的制度建设相结合法院文化是以管理为目的的和以文化为载体的有机结合,法院文化必须通过制度的建立,引导法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使法官真正从灵魂深处做到德化于自身、德化于本质、德化于社会。五是法院文化建设要与法院改革相结合。要通过深化改革,通过文化的力量和文化的作用,确保改革向纵深推进,取得改革的预期效果。


记者:在推进云南法院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你认为难点是什么?要注意什么问题?


田成有:我认为推进法院文化建设,必须结合实际,必须善于策划,找准着力点。一是要把握法院文化的基本特征。法院文化具要突出法院的职业色彩。比如,在法院大楼的设计中,必须充分考虑到法院的法律属性与文化内涵,法院的建筑不是简单追求奢华、气派的一堆堆钢筋水泥,而应该是赋予了生命和灵魂。如果把法院盖成宾馆,无论怎么豪华,都很难显示法院的法律品位和文化特色,二是要注重培养法院的精神或传统,这是法院文化建设的基础和核心,是法院的内在精气和独有魅力,是法院文化建设中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 在法院的精神文化建设中,关键是增强法官依法办事的职业理念,根本是提高法官执法为民的职业意识,重点是要提升法官清正廉洁的职业操守,方向是营造法官团结务实的职业氛围。 三是要注重理论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法院文化建设需要理论的指导。但是,再先进的理论也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必须能够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否则这种理论就只能是一种玄学。加强法院文化建设,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把法院文化建设庸俗化,重视外在的设施建设而忽视内在的素质教育、精神的培养,一是要避免抽象化,故弄玄虚,把法院文化与法院工作与建设实际相脱离,空谈理念、价值,缺乏可操作性。四是注重超前性与现实性相结合,法院文化建设不能见子打子,就事论事,就审判说审判。必须在战略发展上应有所超前,要有方向的带动,要管长久。要从高处着眼,从细节入手,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处,远眺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向,才能找到由现实通向未来的桥梁。在建设途径上,要从实际出发,吃透院情,找设思路,既要考虑借鉴世界先进文化的问题,又要考虑社会文化背景、逐步推进。对于传统法律文化中合理的东西要继承,对外来经验、做法要批判地吸收。要在继承中创新,在扬弃中发展。五是突出重点和兼顾一般相结合, 法院文化建设要分清主次、突出重点,抓住重点,以点带面,抓住龙头,带动全身。对重点建设的方面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全力以赴。同时,也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先易后难。在这过程中,必须要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地妥善运作,必须整合方方面面的力量,营造内外合作发展的环境。


记者:云南高院的文化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也进行了充分、周密的思考,请您谈谈下一步还有什么样打算?

田成有:荣誉永远属于过去,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下一步,云南高院将继续在物质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行为文化建设、在精神文化建设四个方面加强建设。我们将逐步实现从单一的平面媒体的宣传模式向多元化的立体化媒体的宣传模式转变。借省委政法委关于加强政法系统新闻宣传工作的通知精神和要求,以电视媒体作为突破口和重点,整合全省法院的力量与资源,开办宣传法院、法官、审判的专栏,进一步增强法院宣传的效应。我们将逐步实现从小而多的单纯追求数量的宣传理念向大而精、以质量与影响力取胜的宣传理念转变。在办好现有的专栏的基础上,加强与人民法院报、法制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以及有关刊物的联系与沟通,精心策划一些共同关注的新闻宣传报道,实现借力宣传,增强宣传的深度、力度、广度。继续健全完善新闻发布制度,举办全省法院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使新闻发布更加常规化,更有质量,加强法院院史陈列室、法院文化墙等文化工程,充分反映云南法院建设的历史和成就,展示人民法院的光荣与梦想。此外,我们还将组织法官撰写反映云南法院文化建设的专著,出版一系列的调研成果,在适当的时候策划召开一次法院文化建设研讨会。策划一次类似“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之类的法院先进模范人物评选活动,同时组织一次全省法院的文艺汇演活动,通过出典型、出精神、出经验等方式,开创云南法院工作的新局面, 提升云南全体法官的新境界, 展示云南法院的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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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需基层教育化




摘要: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影响,被统治、被压的思想已根深蒂固。虽然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后给广大中国青年带来了新思想的洗礼,最后中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五四宪法的颁布,改革开放后一系列法律的颁布,使我们国家的法治取得较快发展与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法治的不足,如何使我国能真正的民主,如何迅速地建起一个民主政治的宪政主义国家,这是我要在本文中论述的重点。
                      
关键词: 法 基层 教育化 民主 法治 宪政 法律 。


(—)我国社会基本现象分析
近几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各方面都与国际接轨,跟随社会发展潮流,同时法制随应社会的进步而进步。
21世纪的我们思想上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法制也有了很大进步,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不足,我国拥有14亿的人口大国,且大多数人口定居在农村,农村人口占了我国总人数的大半,虽然近几年随着国家的繁荣,经济的繁荣,国民总收入的大幅度上升,近几年的城乡统筹使我国农村人口逐步转移,城、镇、乡迅速发展,这是我国很大的进步,不可否认,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富有,这都是国家发展方针好的功劳,但是随着物质财富日夜的增多,出现的问题也日夜暴露。因地域的限制,国家对各地方政策的实施差异,沿海一带经济先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大量工厂的建立,使西部劳动力大量转移沿海,农民工一词从此诞生了,他们因文化的低下,法制理念的欠缺,法律意识的淡薄,异客他乡。工厂拖欠农工工薪成了成我们近几年以来关注的焦点,国务院对此做了很多工作。同时近几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逐年上升,社会治安不断升级,行政执法不光明,司法结构混乱等。引发了人民对国家、社会一系列的看法。
在我看来,以上矛盾主要来源是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发展不平衡的结果,矛盾的出现也证明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初级发展的必然。经济不短上升,财富不断积累,而文化的发展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个人看来,现我国的主矛盾正是文化与经济的矛盾,文化与经济的不同步致使矛盾的出现,同时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同时也折射社会制度问题!

(二)中西基本法发展史分析
就世界范围而言,自1787年美国制定联邦宪法起算,近现代意义上的成文宪法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而在中国,尽管古代典籍中早已存在“宪”、“宪法”之类的用语,但它们与我们现在所指的宪法含义相距甚远。如果从1908年清朝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开始计算,中国的制宪历史不过近百年,我们应该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法对我们来说,根本就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到1982年,短暂的28年就先后修改颁布了54宪法、75宪法、78宪法、82宪法四部宪法,1982—2004年先后对宪法修改四次,修改了31条修正案。而美国自1787年颁布的第一布成文宪法来到现在只增加了27条修正案,原有体例一直未变。

以上说明我们的法制刚刚是一个开始。

现如今我国大力提倡依法治国,可是我们知道法治意味着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制度体系和运行状态,它包含了一个国家以基本法为基础的法律和法制由静态到动态的运行过程.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是前提,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直接影响国家法制的进程,所以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国家法制进程的关键。
然而,我们有又知道:我们国家具有9亿多的农村人口,受到教育层次高的人始终是一个较小的群体,而普通老百姓始终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仅依靠我们国家每年12.4法制宣传来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完全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如果人民连基本的法律意识都没有,维护权利,遵守法律,监督法律是遥不可及的。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存在“官从政法、民从私约”传统习惯。一些干部“重人治、轻法治”。强调人治而藐视法治,漠视法律的地位和作用,对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习惯用人治来管理,忽视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问题,一些执法人员“重实体、轻程序”,认为主要结果正确,就不管过程是否合法。程序意识淡薄,忽视行政权力的规范运作。

基层群众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民主法制意识欠缺,法治观念淡薄。有的人在自身合法权利被侵害时,不能正确反映诉求,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权,要么浑然不知,以“法盲”形态出现;要么畏于权势,忍气吞声;要么置法律而不顾,“以暴制暴”,导致违法犯罪。有的农民法律知识缺乏,无视法律,排斥法律权威,崇尚“无讼有德”、“权大于法”,喜欢采取越级上访、聚众闹事、围堵政府机关来解决问题。个别公职人员缺乏职业道德,知法犯法、以权压法的现象仍然存在。

所以我认为:
根据我国社会背景及社会现象,要使我的法治能效进程。首先,必须对传统法律文化中落后观念进行深刻的反省,并应进行大规模的全民性法律启蒙教育,落实法的基层教育,以此,达到全民法制教育,同时提高公民法制观念,法律思想,法律技能,让我们每一位公民都知道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监督政府权利,这样间接地参与到国家的政治中,对国家政治权力,工职人员进行监督,也从而间接地让法制由静态转为动态过程,最后达到我们想要的真正的民主、宪政社会主义国家。


法基层教育的作用:

(一)促进社会更加文明。
(二)促进社会更加进步。
(三)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四)促进法制更加完善。


个人结论:法的基层教育对我们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对促进法制完善,促进实现宪政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不管从国家维持社会稳定的角度,还是从公民维权的角度,都是有利的。所以,法的基层教育对我们国家具有可行性!

安徽省保护公民举报条例

安徽省人大


安徽省保护公民举报条例
省人大


第一条 为加强廉政建设,切实保障公民依法行使举报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纪、违法和犯罪行为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公民有权举报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投机倒把、渎职、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等违纪、违法和犯罪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举报人打击报复。
提倡公民署名举报。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我省的各级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国家事业单位中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各种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
第四条 本条例所称打击报复是指被举报单位或被举报人利用职权对举报人进行错误处理,或采取其他手段实施报复,侵害举报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被举报单位或被举报人以各种手段侵害举报人亲属、假想举报人及有关证人合法权益的,按打击报复论处。
第五条 各级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应及时办理公民的举报,并将办理情况告知署名举报人。
第六条 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办理举报案件,应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根据各自职责范围,建立案件的移送和协调办理制度。
第七条 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办理举报案件应建立回避制度。
第八条 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办理举报案件应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
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不得将举报材料转给被举报单位和被举报人,不得向被举报人及其亲属或其他人员泄露举报内容和举报人的情况。
第九条 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在新闻报道或其他场合公开举报人的姓名、身份及有关情况。
第十条 检察机关或监察机关查实举报人确因举报遭受打击报复的,应依法纠正举报人所受的错误处理,对实施打击报复行为者,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对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被举报人所在单位对监察机关或主管都门作出的纠正决定,应当在收到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将执行情况书面报监察机关或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 有关单位或主管部门纵容、包庇被举报人打击报复举报人的,由监察机关或上级主管部门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其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经检察机关或监察机关查实,举报人确因受打击报复而造成名誉、人身损害或经济损失的,举报人有权向实施打击报复者要求损害赔偿,或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损害赔偿。
第十四条 对举报有功者给予精神奖励或物质奖励。有重大贡献者,给予重奖。
对举报人的奖励,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公开方式进行。
第十五条 公民应据实举报,凡捏造事实、制造伪证、利用举报诬告陷害他人的,应追究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是有意诬陷,而是检举失实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六条 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的工件人员必须秉公办案,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违者应依法处理。
第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支持、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检察机关依法制裁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切实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第十八条 国家机关其他职能部门受理举报,对举报人的保护,适用本条例。
第十九条 受理和保护公民对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违纪、违法和犯罪行为的举报,适用本条例。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9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