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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对国外量刑建议权的司法借鉴

李俊杰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中都有关于量刑建议的内容，并因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的不同，而形成各具特色的量刑建议制度。
　　（一）英美法系国家的量刑建议制度鲜明存在于量刑阶段。在这些国家的刑事诉讼过程序中，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不是混为一体的，而是以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经审判被陪审团认定有罪为分界线截然分开。所以，有关量刑建议的活动只能发生在量刑阶段，在以定罪为核心的庭审过程中不存在量刑建议的问题。英美国家关于量刑建议的通常做法是，在陪审团定罪后，法庭择日就各种酌定因素举行量刑听证。量刑听证中，控辩双方都要参加，都可以就量刑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检察官作为控方自然拥有量刑建议权。但在检察官如何行使量刑建议权这一点中，英国和美国在制度上略有不同。在英国，传统上认为，在量刑听证阶段，控辩双方之间已不存在定罪阶段那么强的对抗性，检察官出席听证会的主要任务，是要就犯罪事实及被告人的性格和履历提出证据，目的是协助法官确定量刑的事实基础，因此要尽量保持中立立场，不能以使被告人受到重刑处罚为努力目标。美国则不同，在量刑听证中，美国依然保持了典型的控辩对抗，作为控方的检察官理所当然地拥有对量刑提出建议的权力。但这一权力是否被充分运用在实践中也不完全一样，就全国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检察官在所有的案件中都就量刑问题提出建议，是否提出、对什么样的案件提出通常由检察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自己决定。
　　（二）大陆法系国家是另外一种情形，其量刑建议制度一直贯穿于审判过程之中。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定罪与量刑在程序法上未作明确的划分。统观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一般都规定法庭在评议之后作出判决，判决的内容通常同时包括定罪和量刑，但并没有单独的量刑程序，对如何确定量刑通常也没有具体规定。这是基于“定罪与量刑都是法官的权力，都应由法官统一行使”这样的理论前提。但是，大陆法系国家也有自己的量刑建议制度，而且主要是通过检察官在诉讼活动中提出量刑建议及这一建议对法官的效力等一系列规定或习惯做法体现出来的。在有的国家，这一制度被规定在法典中，如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248条就规定：“检察长在法庭上支持国家控诉，……向法庭提出自己关于对受审人适用刑事法律和刑罚的意见。”韩国检察厅法第4条规定，检察官的职权之一就是“向法院请求法律的合理适用”。有的国家，虽然没有在法典中明确规定出来，但从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检察官享有并经常行使这一权力。例如，一项关于德国处刑的统计结论说，检察官建议适用的刑罚与法官最终判处的刑罚大都较为接近，而法官更倾向于在检察官建议之下处刑。可见，德国检察官在实践中确实享有量刑建议权，而且很为公众所关注。日本也是如此，“一般检察官在论述指控时，对具体的量刑也发表意见，这叫‘请求处刑'”，这一内容通常是检察官在审判的综合阶段作总结性发言时提出。至于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的效力，各国都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对法官产生约束力，但是如果检察官认为法官量刑畸轻畸重的，可以提出上诉。在与刑事普通程序并存的刑事简易程序中，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非常确定而且突出。不论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都普遍地享有量刑建议权。最为典型的当然要属美国的辩诉交易。
　　在辩诉交易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审判开始之前就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进行协商，协商的内容之一就是检察官以减轻量刑请求为有利条件，换取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协议一旦达成，审判过程就大大简化，如无特别情形，法官一般都会按照检察官建议的刑罚作出判决。基于辩诉交易在提高诉讼效益上的优越性，大陆法系国家也参照美国的辩诉交易确立了自己的特别简易程序，德国叫作诉讼协商，意大利叫作依当事人请求适用刑罚的程序，这两种程序中，检察官都有明确的量刑建议权。当然，在这一类简易程序中，法官不受检察官的量刑建议约束，也是明确的效力规则。在通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处罚令程序中，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也是清楚而明确的。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07条规定，检察官在适用处罚令的申请中“应当写明要求判处的法律处分”。如果对各方面都不存在疑虑，法官通常会按照检察官建议的处罚内容发布处罚令，如果法官认为有问题，则可以拒绝发布处罚令或决定开庭审判。当然，基于简易程序的特定性，在法官不采纳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时，检察官是不能以此为由提出上诉的。
劳动部


劳动部关于1994年上半年全国矿山企业职工因工伤亡事故情况的通报
劳动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劳动（安全）管理部门：
据统计，1994年上半年全国矿山企业共发生职工因工伤亡事故3979起，死亡5198人，重伤1050。与1993年同期相比，事故起数上升2．58％，死亡人数上升14．64％，重伤人数下降3．4％。其中：国有矿山企业死亡1274人，上升0．47％；集体所
有制矿山企业死亡2588人，下降21．67％；私营矿山企业死亡472人，上升108．25％；其他所有制矿山企业死亡28人，下降6．67％；无证矿山死亡836人，上升26．28％。
从各地区情况看，与去年同期相比，北京、山西、辽宁、安徽、福建、山东、湖北、广东、广西、四川、青海、海南的矿山企业职工因工死亡人数有所下降，其他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从各行业情况看，除金属矿山的死亡人数下降外，煤矿、非金属矿、其他矿山的死亡人数均有上升。金属矿山死亡304人，下降17．62％；煤矿死亡4186人，上升19．29％；非金属矿山死亡562人，上升3．69％；其他矿山死亡32人，上升6．67％；石油和天
然气矿山死亡14人，去年同期未做统计。
从事故类别看，以冒顶片帮、瓦斯煤尘爆炸、中毒和窒息、提升车辆伤害、透水五类事故为多。与去年同期相比，除冒顶片帮事故下降1％外，其余四类事故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这五类事故的死亡人数占各类事故总死亡人数的76．13％。
从重大事故情况看，1994年上半年全国矿山企业共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重大伤亡事故242起，死亡1625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上升50．31％和46．93％。其中煤矿发生216起，死亡1511人，分别上升57．66％和57．06％，
一次死亡10人以上重大伤亡事故41起，死亡731人，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28．12％和49．20％。其中煤矿发生40起，死亡718人，分别上升37．93％和58．50％。在一次死亡10人以上事故中，以瓦斯煤尘爆炸事故为多，共发生28起，死亡560人，分别比
去年同期上升16．67％和53．01％，其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10人以上事故总起数和总死亡人数的68．29％和76．61％。
上述情况表明，全国矿山企业职工伤亡事故仍在继续上升，安全生产形势严峻。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
1．一些矿山企业及其主管部门，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不落实，重效益，轻安全，短期行为严重。
2．采掘一线的作业人员素质偏低，大量的农民工和临时工未经培训即上岗作业“三违”现象严重，屡禁不止。
3．多数乡镇矿山不具备起码的安全生产条件，急功近利，乱采滥挖，争抢资源，越界开采，重大恶性事故不断发生。
4．对事故查处不严肃、不及时；瞒报、漏报事故的现象时有发生，不能及时从事故中吸取教训，致使同类事故重复发生。
5．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矿山企业逐步实行自负盈亏，但企业目前普遍遇到了资金紧张、经济效益差的困难，安全投入减少。这也是导致事故多发的一个因素。
为了减少矿山企业伤亡事故，控制重大恶性事故的发生，扭转事故上升的局面，特提出如下要求：
1．各级劳动部门要认真履行《矿山安全法》赋予的职责，深入矿山企业，进行现场安全监察，严肃查处伤亡事故，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行为要坚决做到严格执法，违法必究。
2．各矿山企业及其主管部门要认真贯彻《矿山安全法》，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职工的安全教育和培训，保证安全投入，减少事故隐患，搞好安全生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安全生产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3．要切实做好乡镇矿山的整顿工作，对不具备起码安全生产条件和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矿山，要根据《矿山安全法》和有关规定，责令整改，限期达不到规定的，要坚决关闭。



1994年9月5日